徐睿一清楚,这秘密藏得很深,自己看上去和校园里擦肩而过的每个女孩没什么两样,然而她没办法排除“它”的存在。“它”会时不时地跳出来刺她一下,没有征兆,没有安排,可能是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
常态
2019年6月的一个上午,北京304医院癫痫中心的走廊里,一位母亲向另外几位病人谈起自己患病的女儿。
“她突然就不好了,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些矛盾,什么都不跟我们说,总觉得有人在说她坏话。”
一个病人问:“那她多长时间犯一次?”
母亲说,犯倒不怎么犯,就是上高中压力有点大。“有点幻听,老能听见别人在讲她。”
“幻想,那就是抑郁症了。”一个中年人肯定地说,“吃那个苯什么药,就容易造成抑郁症的。”
片刻的沉默后,另一个病人插话进来:“你们一个月吃药花多少钱?”
母亲说:“每月一千七,没法走医保,是进口药。”
与此同时,在诊室内,另一位母亲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女儿坐在了张杰华主任的面前。接过病历和处方,母亲欲言又止。她对女儿说:“你先出去,妈妈还有事情要问医生。”
孩子“哼”了一声,离开了诊室。
母亲酝酿了许久的问题是:“长期吃这种药,会影响她的记忆力吗?用不用减一点?因为她马上就要去衡水念中学了,我怕她跟不上,造成心理负担。”
专注于癫痫慢病管理的张杰华医生每天要面对无数个类似的疑问。另一个关注量居高不下的问题是多长时间能减药和停药,多长时间能“治好”、“去根”、“恢复正常”。他不能告诉他们,有些患者需要终生服药;即便是停了药,也不排除复发的可能。
对于眼前这位母亲,张杰华解释,药物对记忆力没有什么影响,孩子在高中学习压力增大,需要小心地控制。如果发作,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除了对大脑的损伤,更是对孩子内心的打击。根据他的经验,童年到青春期的过渡、结婚生育时期的到来,以及老年时期,都是癫痫患者心理的敏感时期。
最初将癫痫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张杰华只是希望弄明白,这种起因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样放电的疾病,为什么能在顷刻间夺去人的意识、呈现出怪异的表现。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张杰华发现事情远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近三十年的临床经验使得张杰华更在意一个有温度的世界。在第一次亲历一位病人在就诊时癫痫发作,四肢抽搐,牙关紧咬,口吐白沫时,他体会到了那种无助。他确信,对于病人的保护和管理更应当成为医生的责任。
伤痕
中午十一点半,室友问徐睿一:“出去吃饭吗?”
徐睿一已经习惯了对任何邀约保持距离,停顿了片刻,她说:“我还是想把饭买回来吃。”
舍友有些不满:“又在宿舍吃饭?”
自从去年在食堂发生意外后,徐睿一很少再去食堂吃饭,特别是在人多的时候。她为自己定下了目标,走出宿舍,走出自我,走入人群。将近一年的时间,徐睿一完成了一小半。
2017年夏天,徐睿一在学校癫痫发作。那一天她穿着长裙,和朋友有说有笑地走进食堂。两人各自去窗口打饭,朋友回到座位许久等不到徐睿一,这时候一个窗口前突然一片骚乱,朋友挤进人群才发现徐睿一已经晕倒在地。
电话打到了徐睿一的学院,辅导员跟着120急救车把徐睿一送到了医院,来来回回折腾到凌晨两点。轮椅、抽血、CT、核磁共振……时隔一年,这件事情对徐睿一仍是一场噩梦。急救中心的医生看了她的病历,说:你才19岁,得了这个病以后怎么要小孩?徐睿一说不出话,小时候她常常幻想自己当了妈妈的样子,此时清醒不久的她实在没有力气考虑这些事情。
通常情况下,成年人的发作只会持续不到五分钟,持续时间较长时才需要急救,然而一旦发作,病人往往被围观并叫救护车送入急诊。这样全方位的暴露和就医,结果往往给病人造成心理和经济的双重负担。
徐睿一突然被检查出患有癫痫是在大学的第一个寒假。那时只在睡眠中发作的她以为,自己可以驾驭得了这种疾病——即便医生反复强调,在睡眠中发作和在清醒时发作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她固执地认为,自己的病要轻一些,会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去。
直到这次在食堂的发病,徐睿一才真正理解了“癫痫”意味着什么。她不愿回想当天的场景。在恍惚中睁开眼睛,发现身边围满了人,而自己平躺在地上,却理不出事情的头绪。一个陌生人蹲在她身边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在剧烈的头痛中说不出话,吃力地一字字回答,对方又继续问了学校、院系和学号,大概是想判断她是否清醒。救护车到的时候徐睿一已经醒过来,只是还很虚弱,然而不得不躺在担架床上,在众目睽睽下穿行过整个食堂。救护车的车门终于合上,看到辅导员的一刻徐睿一落泪了。她知道从此不得不背着一个包袱生活,而这个包袱就是她自己。她对辅导员说:“对不起。”
随着一次次发作,徐睿一开始有意回避一切人多的场合,不断压缩着离开宿舍的时间。课堂上为了及时离开教室,也尽量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任何一次轻微的眩晕头痛或疲累都会让她心跳加速。徐睿一清楚,这秘密藏得很深,自己看上去和校园里擦肩而过的每一个女孩没有两样,然而她没办法排除“它”的存在。“它”会时不时地跳出来刺她一下,没有征兆,没有安排,可能是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
低谷
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一直悬在那儿。
304医院癫痫中心的主治医师林天鸣觉得,只有两三成的病人可以情绪稳定、积极配合治疗。神经性疾病固然容易产生情绪障碍,却不是唯一的引发因素。
“癫痫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百种。”
治疗过程中病人不够配合,是林天鸣十分苦恼的事情。用药之后大发作的频率有所下降,病人往往自作主张减药甚至停药,于是病情反复或者加重。再回到医生面前,有些病人会隐瞒改变药量的事实,有些则告诉医生,减药是因为“觉得自己好了”。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病人对于“癫痫”本身的抵触。
林天鸣曾经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病人,发作后跑了许多大医院做全身体检,怀疑过各种疾病,甚至装了心脏起搏器,反反复复折腾了近一年。当终于被确诊为癫痫后,尽管林天鸣反复解释情况不算严重,老人却几乎站不起身,喃喃地只有一句话:“怎么会是这个病呢?”
老人早已怀疑了,只是不愿意相信。对于老人,“癫痫”的严重性居然超过了心脏病。这让作为医生的林天鸣有些不能理解。他解释不清这种抵触多方面的来源,但是思维理性的林天鸣总觉得,事情不该严重到这种地步。
然而事实远比他想象得严重。
在长时间的精神压力下,徐睿一开始神经衰弱,头痛加重并且失眠心悸。往往一躺下便心跳得厉害,好不容易平复下来,又陷入漫长的失眠。宿舍里只要有轻微的响动她就难以入睡,常常要等室友们全部睡下才能渐渐睡着。室友们都熬夜,徐睿一入睡总要超过凌晨三点,有几次甚至失眠了整宿。医生告诫她,失眠熬夜和睡眠不足可能诱发癫痫,再这样下去需要加助眠药。徐睿一更加焦虑。晚上失眠,白天在头痛中上课,还要担心随时可能的发作。
室友们的动静已经小得不能再小,她不能再去要求她们;她也不忍心告诉父母,让家里人白白担心。向好朋友倾诉,是她唯一的出口。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将近三个月,之后的某一个晚上,徐睿一又失眠了。从十点钟躺下,到两点半的辗转反侧,忍受着一阵阵的心慌不安。徐睿一终于崩溃了。
凌晨两点,徐睿一仍没有睡意,头却撕裂般的痛,好像要被劈成两半。从卫生间回来,室友们都还没睡,各自对着电脑屏幕。回到自己的床上,她突然觉得自己卑微透了。
徐睿一开始小声地抽噎,继而哽咽地喘不上气。她把桌子上的水果刀拿到了床上。“这样下去迟早会发作,不如趁现在没发作的时候自杀,被发现还能进医院休息两天。”
那是徐睿一第一次因为癫痫产生自杀意念。眼前一片模糊的眼泪,她压抑着哭声抽出刀划伤了左手腕,钝了的水果刀只在手腕上留下了几道细细的口子。除了炸裂般的头痛她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再去思考的力气,又用力划了一道。这一次刀痕有些深,开始缓慢地向外渗血。这时候手机屏幕亮了,闺蜜发来了一条微信。徐睿一看了看,只是寻常玩笑,却让她冷静下来了。
徐睿一下床收起刀,用酒精棉擦了伤口,钻心的疼。过了许久,她终于睡着了。
太阳再次出来的时候,徐睿一回想起夜里,似乎经历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倔强的她突然开始好奇: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困局
偶尔,李哲成会试图回忆最近一次发作时的感觉。这样的试探,类似于踏在悬崖边上,迎着风把一只脚荡在外面。恐惧而又惊险,却往往难以抑制。
每次回忆时,李哲成总会开始头痛。癫痫共患头痛是一种常见症状,头痛甚至会与癫痫同步发生。癫痫的发作会在数分钟内恢复,而头痛则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
在租住地的那次发作,李哲成醒来的时候躺在地上,除了因发作导致大脑缺氧带来的头痛,还能感受到水泥地的冰凉。他挣扎着站起来想要呕吐,却又趴倒在了床上。头痛、恶心和乏力,让李哲成做不出任何反应。
他睡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清醒之后,李哲成想清楚了事情的始末。他因为发作从床上摔下撞伤了右腿,同时划伤了手臂和脸颊。发作应当是在天快亮的时候,否则醒来时屋里不会没有一个同事。他后悔没有坚持去上班,至少也该打个电话给老板。
然而,还没来得及自责,李哲成就被开除了。
晚上回到合租的房间,同事问他:“你是不是有那个病?就是那个,羊角风。”
李哲成被噎了一噎,只好装糊涂:“我不知道啊。”
同事瞥了他一眼,“不早说,赶紧去看病吧。”
有了这样一段对话,李哲成不得不将自己的病与被开除联系在一起,尽管老板给了他许多“恰当”的理由。
李哲成在一家小公司从事互联网工作,虽然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和熬夜对于癫痫都是禁忌事项,但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必须长时间面对电脑和手机屏幕,熬夜也是家常便饭。他的父亲仍在外打工,李哲成需要在尽量保护自己的基础上,趁年轻多打拼打拼。他决定放弃所谓的“维权”,去找下一份工作。
近二十年对慢病管理的关注,使得张杰华愈发意识到对于癫痫的“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管理对象不仅有疾病和病人,甚至可能是整个社会。
张杰华还清楚地记得一个来自西北农村的患者。那是一个从小患病的年轻女孩,村里也常有关于女孩“疯病”的奇怪传言,为此这个女孩许久没有找到婆家。当她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准备结婚的时候,她和母亲坐在医生面前,恳求医生治好她的病,不要让她当着丈夫的面发作,不要让她在婆家偷偷吃药,哪怕维持过前两三年。面对这样的请求,医生无能为力。
环境越偏远,问题越严重。张杰华尝试用各种办法向患者解释这种疾病的“寻常”,然而效果并不理想。从疾病本身的不可控,到包括家庭、社会环境在内的种种因素,负担的来源多种多样。作为医生,张杰华有些反感“羊癫疯”、“羊角风”之类的叫法,往往会让不熟悉者对癫痫产生不正当的联想。
对于疾病的管理,医生、病人,以及家庭,缺一不可。
“你去过香港吗?”趁父亲从病房离开的间隙,正在做脑电图的于洋拿起手机,给一个刚认识几天的病友哥哥发去微信。
于洋对于香港的憧憬,来自于对Beyond乐队的迷恋。最近他的歌单里播放频率最高的是《大地》和《海阔天空》。
于洋听说刚认识的病友哥哥正在筹划出国旅行,他更坚定了离开家的想法。他很喜欢那一句“不羁放纵爱自由”,觉得自己已经被管束了太久。
于洋很不喜欢总被当做病人看待,即便他知道这对父母并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父亲总是告诉他,得了病,就先把病治好,再考虑其他的。身体是本钱。
家人将于洋保护得很好,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食物都可能具有刺激性,任何一种运动都可能具有危险性,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更要严格限定。中考结束后,父亲帮于洋选择了一所离家很近的职业学校。然而每次来到医院复查,于洋都不能得到减药甚至停药的好消息。他偷偷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癫痫的控制率和治愈率原来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当听说患者哥哥曾数次在清醒状态中发作时,于洋害怕了,同时又有些庆幸。他开始在心里暗暗盘算一件事情。
“那你怎么出远门呢?”
“注意安全就行,就是要带很多药,挺麻烦的。”
于洋想了想,说:“你爸妈不管你啊?”这句话发出去于洋就后悔了,心想自己准被笑话。看年纪人家早就工作了,哪里还用关心这些。
没想到对方没有笑,回复道:“当然管啊,所以你得给他们宽心啊。”
又补上一句:“也要给自己宽心。”
在职业学校的五年,于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起码是他离开家庭的第一步。他想先利用课余时间学吉他,五年以后他要专心学音乐。香港是必须要去的,周游世界是下一步。
于洋听到了父亲的脚步声,悄悄把手机放在了一边,做脑电图检查的时候不应该使用手机,有几次于洋却故意在用。现在,他记住了病友哥哥的那句:“要给他们宽心。”
跨越
正在癫痫中心见习的程黎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神经内科医生,一个神奇的巧合让她感慨不已。
程黎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正给同班一个女生讲故事,两个人坐在操场边上,突然对方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双眼上翻,口吐白沫,肢体强直。这些症状是后来程黎做了医生后才回忆起来的,当时的小女孩程黎只是惊住了,愣在原地。
然而程黎并没有觉得十分害怕,而是想着自己没讲完的故事,十分惊奇。
正在程黎犹豫着该不该去找老师的时候,女孩醒了。她告诉程黎,自己生病了,“妈妈说每天定时要吃一种药,吃一段时间就会好”。然后她从书包里翻出那种药给程黎看。女孩说,就像吃感冒药一样。
程黎一直记得这个故事,记得这个女孩和她睿智的母亲。上大学在医院实习的时候,老师问他们,从病人的角度,你们觉得癫痫这个病有什么特殊性吗?程黎说,没有,很正常啊。老师有些不相信的样子。后来程黎才明白,自己的态度原来全部来源于这个女孩。诊室里类似“孩子在学校癫痫发作被要求转学”情况的出现,让程黎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一味埋怨要求癫痫患儿转学的家长并不能解决问题。然而,事情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程黎反复回忆着自己第一次见到癫痫发作时的场景。与其说是可怕,更多的是陌生。那一点轻微的不适感,主要是由陌生带来的。
比起旁观者,发作对于病人的可怕要严重千倍万倍。程黎曾见过一个工作不久的男生看到自己发作的视频后失声哭泣,更何况还有生理上的痛苦和失去意识后诸多未知的风险。“可怕是我们的文化强加给这种疾病的面具,不是疾病该承担的模样,更不是病人该承担的模样。”
在中国,癫痫患者人数不小于900万,程黎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不能克服偏见?”
程黎有一次和几个本专业的朋友聊天,问他们,假如小学的时候有同学在班上癫痫发作,你们会因此和他疏远吗?一个朋友当即说,你这个假设不成立,现在肯定不介意,因为足够了解,可也没法想象过去不了解的时候,少见多怪。
程黎也参与了徐睿一的治疗,她同时劝说这个女孩:“你应该关注更重要的事情。”
期中季的一天,徐睿一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有些头昏脑涨。她尽可能保证休息时间,但也必须应对接连几天的论文和考试。
徐睿一突然感到大脑一片空白,世界似乎轻微地倾斜了一下,她瞬间像被浸入冰水,寒冷彻骨。徐睿一赶紧蹲下,这是医生教给她最安全的姿势,以防摔倒的时候撞伤头部。
然而徐睿一并没有发作,意识逐渐恢复了正常。她明白这是一次“小发作”,不同于平常概念中抽搐昏厥的大发作,断片、失神、大脑空白,都是癫痫小发作的症状。确认不是大发作之后,徐睿一才感觉到了害怕,两只手冰凉黏湿,沾满了冷汗。一个经过的男生问蹲在地上的徐睿一:“同学,你没事吧?”徐睿一糊里糊涂的没说话,慢吞吞地站起来往回走。
这次之后,徐睿一突然意识到,自己害怕的并不是出事后的种种麻烦事端,甚至也不是发作时的可怕样子暴露在什么人面前,而是发作时刻,漫无边界的黑暗和深渊。那一瞬间的慌然失措没有任何人陪在她身边,父母、家人、朋友、老师。只有她一个人。
后来有一次,徐睿一下了晚课走在校园里,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和她聊了许久,始终没有挂的意思,连徐睿一都听出了没话找话的味道。徐睿一问,妈,是不是有什么事呀。
妈妈说,我记得你刚下课,听你好像在往宿舍走吧?
徐睿一说,对呀。
妈妈说:“那我们再聊聊,陪你走到宿舍再挂。”
徐睿一明白了。妈妈是不放心她晚上一个人走在校园里。在自己苦苦纠结于所谓“尊严”的同时,父母却在千里之外,日夜牵挂着她的安全。
徐睿一开始继续完成自己的目标。她发现,只要不将身体不适同癫痫发作联系在一起,情绪就会安稳很多,而精神压力的缓解有助于降低发作频率。恶性循环变成了良性循环。
徐睿一将闺蜜的手机号写在手腕上,为了学院别再接到自己出事的电话,更为给自己打气。她对闺蜜说:“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告诉人家该怎样处理,实在不行就联系某某,最好别叫救护车。”
这时候徐睿一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年前她第一次在清醒状态下发作,室友问她处理方式,是否会有生命危险,徐睿一说了两句便哭得蹲在地上。
她拍照给闺蜜看手腕上的手机号时,闺蜜说,好像看到了她的刀痕,“难看,像个苍蝇腿腿。”
徐睿一出事后,她曾告诉徐睿一:“你什么样子我都见过,发作的样子也没有多可怕,但你要是死了,我受不了”。
徐睿一终于知道,闺蜜所看到的自己没有因疾病而割裂,而她自己却固执地将自己劈成两半。在对抗癫痫的过程中,伴随着自我与他人认知的胶着,她必须走近、了解并跨越。
想到这里,徐睿一笑笑:“已经过去这么久,总会好的。”
(备注:文中医生、患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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