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科室能比产科更清楚新生人口是从何时、如何一步步地减少的。

根据最新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全国住院分娩的活产数约为1203万人，较2016年的1846万减少了近35%。

降薪、砍病床、分流医护人员、急速拓展新业务，公立医院想尽办法弥补分娩量下滑带来的损失；

退市、转卖、离场、欠薪、裁员，民营妇产医院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寒潮。

新生人口的变化，它微观上又连接着科室医护人员的职业生涯，宏观上反映着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人口红利消失，存量经济到来。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大跃进”

2016年下半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不过一年，某三级医院妇产科主任的高鸣敏锐地察觉到，建卡量涨不动了。第二年，科室里住院分娩量开始走低，收入下滑。

为此，高鸣和院领导发生了争执，领导无法接受高鸣给出的“生育量下滑”的解释——“全国都在鼓励生二胎，产妇怎么可能会减少呢？”

还是这两年，纪实电影和纪录片版《生门》先后上映，镜头扫过2013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病房外的过道，一张连着一张的病床上躺满了患者。医生向着急入院的孕妇家属解释，“走廊加床已经加不进去了”“现在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二胎政策施行后，累积的生育需求集中释放，加剧了资源不平衡的矛盾，孕妇们挤爆了三级医院产科病房，“一床难求”的声量又提高了八度，淹没了以高鸣为代表的微弱而另类的声响。

2016年下半年，为解决“建档难”和“一床难求”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各地在摸清现有产科服务资源的基础上调整存量，三级医院可将特需病房调整为普通病房等方式增加产科床位，县级医院新增产科床位8.9万张；同时要求分级建档，合理分流，加快人才培养，争取 “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公立医院开足了马力，增加床位和人手。为此，临沂市平邑县人民医院扩建了一个病区，开放床位由96张扩增了一倍变成了192张，加床最多可达237张，护理人员由28人增至45人。

山东省某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牟芬告诉八点健闻，囿于场地限制，该院无法扩增床位，但为应对生育高峰还是增添了人手。

公立资源供不应求的困境一时难以扭转，相对灵活的社会资本却从中看到了机遇。妇产专科医院是民营医疗的起手式，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到2014年间，民营妇产专科医院从23家扩张到了460余家。

而这其中又以莆田系资本为主，2015年，弘晖资本管理及创始合伙人王晖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中国的民营妇产医院，莆田系应当说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在目前中国二线以上的城市中我还没有看到没有莆田人所开医院的城市”。也是在这一年，莆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旗下林玉明所创建的和美医疗在港股上市。

在暴增的床位供给和分娩量之间，医生，特别是能镇场子撑门面的资深医生，依旧是稀缺资源。一时间，妇产科医生或出走加入、创办民营医院，或多点执业坐镇私立妇产医院，形成了一道风景。

16年的生育小高峰与不平衡的产科资源配置，是无法为高鸣和其领导的争执提供答案的。

各种声音交织的迷雾之中，有人看到了黎明前夜、即将爆发式增长的妇产儿市场，有人看到了二胎红利将短期释放不可持续的隐忧，但回过头来看，那时的公立和民营妇产体系都规划好了美好的未来：

公立体系将快速增加床位、人员供给，疏通分级诊疗通道，以应对生育高潮及越来越多的高危妊娠；民营体系将纵向发展月子中心、产后康复等高毛利的消费型业务，通过“优质服务”的招牌揽客。

除了医生的流动外，二者还有一段互通有无的蜜月期，即产妇在公立医院生产，在民营医院“坐月子”。

然而，看似千帆竞相，实则暗流汹涌。被忽视的生育意愿，资本驱动下脱缰的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中扩增的床位和医护人员，都将成为日后改写行业格局的关键因素。

“产科一关，医院立马盈利了”

2017年以后，扩建好了床位、搭建好了团队、敞开了肚皮准备大快朵颐的公私立医院产科发现，蛋糕在急剧缩水。

二胎政策前后，专家预测，“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将在未来 4-5 年间大幅提升，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在 2200-2700万之间，与之相对应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杨婷、王芳等人据此测算，为应对生育高峰，我国大约缺73478-99004张产科床位。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我国2016年出生人口数，即全面二孩政策出生人口峰值为1786万，17年为1723万，此后连年下滑，到2021年降到了1062万。

于是，整个行业被釜底抽薪，从民营到公立，由一二级医院到三级医院，产科门诊量和活产数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开始急速下跌，产科正一步步地萎缩，扩增的人员和床位成了负担，叠加黑天鹅新冠疫情的影响，妇产医疗洗牌加速，至暗时刻忽然而至。

2021年3月25日，前述轰轰烈烈挂牌的和美医疗悄悄地退市了。自2019年4月就暂停交易的和美医疗因其莆系背景和“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而备受关注。

医疗投资人林掌柜告诉八点健闻，生育率下降与疫情带来的宏观影响正将业绩下滑但又上市无望的连锁医院逼入绝境，“部分医院与投资人签了对赌协议，要么上市，要么赔钱”。

单体医院也躲不过汹涌而来的潮水。一位来自东北某四线城市的医院管理者王力正计划出售家族中一所有近二十年历史的医院，这家由妇儿专科起家的医院前几年光景好的时候年收入超千万，如今只剩一百多万，直接缩水9成。“生孩子的人少了，而且医保趋紧，超额部分难回款”。

产科正成为医院营收的掣肘。“产科一关，医院立马盈利了”，另一家中部地区的妇产医院掌门人李晴感叹，剖宫产、顺产总费用不过几千块，每月生不了几个，但产科团队投入就有近二十万。

消费升级与人口流动造成的患者流失对小城市小医院来说是无能为力的，前述管理者告诉八点健闻，囿于当地医院医生水平，哪怕医保不报销，孕妇也会选择临市、省会甚至北京等地区中医疗水平更好的医院生产，“但我们招不来厉害的医生，招来也留不住”。

莆田系赖以为生的营销推广手段也无法拯救颓势。李晴曾请过莆田系运营团队来拉客，结果线上广告投了百万没效果，线下广告有监管，“莆田那一套玩不转了”。

往无底洞里砸钱连个响也听不到，投入了几千万后，李晴的老板也决定卖医院。

在一个萎缩的市场中激烈竞争，其结果可想而知。和美退市后，资本对妇产医疗彻底失去了信心。民营妇产机构陷入了恶性循环，“一家医院的决策的投资的周期至少3~5年，二胎放开后的一个周期内，大家赌需求量会上涨，所以加大了投入。结果，医院分娩量越来越少，业绩下滑，无法保证员工薪资，医生流失，运营状况越来越差。这一周期没收成，下一周期的投入又开始了，慢慢地投资人也跑了”，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分析道。

比起民营机构资金退场的困境，公立医院虽不至于无依无靠，但日子也越过越紧。

“这几年服务价格没有调整，收费标准不变，而且药品、耗材变成了零加成，产科服务项目也没有明显增加”，牟芬告诉八点健闻，“产科收入肯定是很大幅度下降的”。

陕西省略阳县人民医院的余小琴刊文总结称，这所二级医院的产科正面临着“无米之炊”的局面。

据牟芬观察，在16年荣膺“最能生”省份的山东，19年后，多家三级医院缩减了产科病房，有缩减了三分之一的，甚至也有二分之一的。由于工作量不足，产科医护人员被分流到了其他岗位，“产科护理人员分流到其他护理岗位，产科大夫因为执业范围的限制，只能分流到妇科、不孕不育、内窥镜甚至一些行政科室”。

高鸣则注意到，一家业内知名医院的产科病区由6个砍到了3个，产科医护收入迅速回落，跌到了十年前水平。

公立医院开始抢民营饭碗，民营怎么办？

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中心的刘艳辉通过监测北京、武汉、成都、深圳四个城市在2014-2019年间产科资源供给与配置情况发现，在二胎政策调整前后，四座城市的公立三级、二级、一级与民营机构产科资源依然是“闲置”与“超负荷”共存，而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公立二级、公立一级和民营助产医疗机构每千活产拥有的产科床位数均高于17张，产科床位使用率均低于相应标准要求，产科床位资源闲置和助产服务萎缩现象越来越明显；

只要有床位，医院总会想办法把它填满。

在冷热不均的妇产行业中，一线城市的头部医院产科永远不缺病人，但多数医院的产科病房转变成了其他科病房，曾经躺满产妇的病床上现在躺着的是妇科、中医、儿科、急诊病人，甚至有可能是体检患者。

高鸣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前不久，我们有一个产科群，顺应行业趋势要改成妇科群，管理员要求改行的留下，还做产科可以离开，结果半天就改完满员了。产科转妇科很容易。”

另有公立医院走起了民营医院的路子。过去由于种种原因，“高冷”的公立医院产科往往局限于“生孩子”等业务，“优质服务”则是民营医院的广告词，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楚河汉界，不再分明，公立医院腾出了病房和人手拉长了服务线，开始参与竞争激烈的月子中心、产后康复等服务业务。

医院之间不再抢夺病源，而是在争取“客户”，段涛认为妇产医疗的理念已经发生了改变， “增量时代不愁病人，你只要把生孩子妇科手术做好了。现在客户越来越少，一旦你获客了，你就需要把它的全生命周期业务准备好，比如产康、医美、月子和儿科。这对患者来讲是一件好事情，公立医院的服务意识提升了，患者选择空间大了，排队时间缩短了”。

2019年末，四川省广安市宣布计划到2022年建设产妇产科单间300间、双人间100间，让“60%的产妇能够在公立医院享受单间病房服务，40%的产妇将住上标间”。前述一家急于转手的民营医院便位于广安市。

2021年10月，辽宁省一所三甲医院——朝阳市第二医院宣布其全市首个家庭式高端妇产科综合病房正式投入使用。

2020年，安徽省妇幼保健院西院、长兴县妇幼保健院、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北城医院、绵阳妇幼保健院等一批公立妇产专科医院设立月子中心，“抢民营饭碗”。

“公立医院扩张一般有政府资金支持，新建医院往往比私立医院条件还好，再加上医生好，品牌好，成本低，民营妇产怎么跟人家竞争呢？”

段涛感慨着物是人非，“许多单体和连锁妇儿医院在寻求变卖，很多第一届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妇产科分会的成员已经不在原来的医院了，甚至是彻底离开了医疗行业”。高鸣在苦口婆心地劝诫相识的投资人切莫继续投资妇产。

于焕焕丨撰稿

徐卓君｜责编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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