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崔赫翾
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聚焦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汉文帝霸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此前根据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载,汉文帝霸陵的位置在江村大墓以北两公里的凤凰嘴下。而此次江村大墓确认为真正的汉文帝霸陵,纠正了一个流传近千年的关于西汉帝陵的错误认识,也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
不起封土汉文帝
早在秦汉时代就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坟墓是墓主留在世间的最后遗迹,象征着墓主的终极地位和荣耀。
然而,对于象征身份权力的封土,汉文帝是拒绝的。
一是节约。西汉帝陵封土高一般都在30多米,据考古学家测算,封土需要动用30多万劳动力,汉文帝考虑到节俭民力,临终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
二是防盗。汉文帝曾很担心身后陵墓被盗,中郎将张释之对他说:如果陵墓中有吸引盗墓贼的东西,就算把整个南山全部用铁铸起来,也还是有人去挖的;如果陵墓中没有吸引盗墓贼的东西,虽然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听完张释之的话,“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坟”。《汉书•文帝纪》也有“因其山,不起坟”的记载,这一点表明了霸陵没有封土。
但也正是因为不起坟丘,以山为陵的表述,相当长时间里误导了人们对于霸陵位置的判断。
平平无奇凤凰嘴
《三辅黄图》中记载的霸陵只是说“在长安城东七十里,因山为藏、不复起坟”;北魏时期郦道元所注的《水经注》提及汉文帝陵在白鹿原上;到了北宋,《长安志》对于霸陵位置也做了同样的记载,这就为霸陵的位置提供了一个范围——白鹿原。但从蓝田一直到浐河边,30公里的范围都算白鹿原,再精准的位置就无人知晓了。
最早记载霸陵在凤凰嘴的,是元朝。方志学家骆天骧青少年时期,从游故旧硕儒,遍览关中胜迹,稔熟于当地风貌与掌故,一时成为颇有名望的儒士。晚年的骆氏,致力于《类编长安志》的编纂,该书中有“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的记载。
由于凤凰嘴的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势加持以及史书“因山为墓”记载的多重影响下,山前立满碑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庆二十四年御祭碑”,清代陕西巡抚毕沅立碑也在此处,因此,百年以来人们认为汉文帝霸陵就在凤凰嘴。
20世纪上半叶,多名中外学者先后到凤凰嘴考察,都认为凤凰嘴就是霸陵。
1966年和1975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学理会同吴镇烽,两次对霸陵、南陵的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庆柱和李毓芳,对霸陵、南陵进行考古调查与测量。
2011年,在国家文物局大遗址考古工作中,陕西省和西安市的考古专家对凤凰嘴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勘探,没有发现人工开凿过的痕迹。“当时我还想,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漏掉了什么线索,一时还不敢轻易下结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嬴回忆道。
哪怕是后来用上地磁雷达、高密度电阻法、测氡法等现代化的手段,对凤凰嘴进行勘测。除凤凰嘴下的10余通明、清碑石外,凤凰嘴山体并无空洞,因此其山体内部也就不可能存在一座大型墓葬。
学者还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推测排除。有学者表示,据西汉帝陵传统,陵园一般建于黄土台塬的边部,除帝陵陵园较为高隆外,整个陵园内较为平整,高差不大。但凤凰嘴与陵园内最低处高差达230米,在建陵过程中难以建设外藏坑、礼制建筑等设施,且凤凰嘴与窦皇后陵封土相距2100米,比西汉国力最强的武帝茂陵帝后陵墓之间的距离还大,凤凰嘴显然不可能是霸陵。
凤凰嘴真的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土原。
那元朝这样一位有名的方志学家为何如此信誓旦旦地认为凤凰嘴就是霸陵?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有专家推测,汉朝之后的学者很可能受到史书中关于霸陵“因山为藏、不复起坟”记述的影响。而且对于元朝的学者来说,他们很容易受到距离他们更近的唐朝陵墓形式的影响——相比于汉朝通常采用的垒土为陵的方式,唐朝帝王陵墓最突出的特点是因山为陵。
唐代的“因山为陵”起始于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据文献记载,贞观十年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李世民遵照其“请因山而葬”“俭薄送终”的遗嘱,汲取“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的古训,亲自选定孤耸回绝的九崚山主峰为陵址,营建昭陵玄宫。
此举既实现了文德皇后“俭葬”的遗愿,又能使“奸盗息心”,开创了唐朝帝王死后“因山为陵”埋葬的先例,此后,子孙后代“奉以为法”。这一埋葬形式到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乾陵时成为定制——整个山头作为陵冢,开山凿洞营造寝宫,墓道全部用石条填封。
也许,骆天骧刚好探寻至白鹿原凤凰嘴,看到一座俊秀的小山峰,而且从灞河位置往这边看的话,确实也是气势俊秀,最终误认为是霸陵所在地。
阴差阳错江村墓
既然霸陵不在凤凰嘴,霸陵到底在哪?
2001年,霸陵陵区连续发生多起重大盗墓事件,窦皇后陵以及霸陵区的陪葬墓先后被盗,“江村大墓”就是这个时候被发现的。
当年10月16日晚,张小彦和黄世民组织的盗墓团伙摸到了狄寨塬附近的一片高粱地里,顺着以前的盗洞,他们很快就挖到了墓室。但他们并未找到想要的金银器,而是顺手摸了几个黑色的陶俑带出来倒卖。
一开始这些陶俑仅卖300元一个,后来加价到800元一个,文物贩子也要。之后他们多次钻进墓室,前后盗出了180多件陶俑。
几经倒手,有些陶俑流落海外。2002年,6件从这里被盗出境的西汉黑陶俑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即将被拍卖。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及时进行了交涉。
经过多方努力,这6件陶俑于2003年回到西安。随后,相关部门对这6件陶俑的来历展开了调查,最终确定是盗墓分子从江村大墓盗掘的。
【注:江村大墓的命名是按照考古学的规范,对无主遗址和墓葬等,根据当地最小地名的名字来命名。这处大墓位于江村东侧,就叫做江村大墓。】
与此同时,江村大墓也开始了漫长的考古发掘历程。
“亞”字形大墓的出现
2006年,考古人员对江村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这里竟然隐藏着一座有着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大墓。
“亞”字形大墓是一种大型墓葬,墓室为方形或亚字形,带四条长墓道,全形如古文字中的亚字,或称十字形墓。西汉帝陵中,从开国之君汉高祖到末代皇帝汉平帝的陵墓均为“亞”字形。
诸侯王一般使用中字形的墓葬方式,这种墓葬一般有两个墓道,比如秦景公的秦公一号墓就是这样。除此之外,还有较中字形墓更小的甲字形墓,通常是墓室南侧一端延伸出一条墓道。
而100多个环绕江村大墓,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中,清理出了“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仓印”“厩廥”等多枚明器官印,这些都在进一步佐证墓主身份不一般。
同茔异穴
2016年,江村大墓外藏坑受到盗扰,为确认墓葬保存状态及周边文物的分布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和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
西汉每座帝陵旁都有衬葬的皇后陵。后陵多位于帝陵之东,如果有两位皇后共同祔葬的,则一东一西相峙而列,如元帝渭陵,东西两侧即为后陵。后陵规模略小于帝陵,但陵寝形制和建筑布局与帝陵相同。有的皇后在位时间较长,并临朝执政,其陵墓规模亦可与帝陵相同,如吕后陵与高祖长陵规模相当。
窦皇后陵位于江村大墓东北700米,地面有覆斗形封土,墓葬也是呈“亞”字形竖穴土扩木椁墓。
史料记载,窦皇后与汉文帝的女儿窦太主陪葬霸陵。之前有不少人认为江村大墓是窦太主的墓葬。
但随着考古发掘进一步深入,一圈围墙定了乾坤。江村大墓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名“石围界”),边长390多米,宽1.5米,石围界外侧四面正中有门址。位东的窦皇后陵也有自己的夯土园墙。
但通过勘探、试掘,在江村大墓、窦皇后陵外围还发现了一道东西残长1200余米,南北宽863米的夯墙遗址。
这意味着,两座大墓在同一个陵园,但一人一穴。《史记·外戚世家》载“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
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公布最新考古成果,基本确认陕西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刘恒的霸陵。这里距离“凤凰嘴”只有2.1公里。
千年谬误就此纠正。
为何选择白鹿原?
《汉书》载:汉文帝“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
纵观西汉帝陵,除了汉文帝的霸陵和汉宣帝的杜陵(位于凤栖原东北鸿固原上),其他均在咸阳原上,自西向东依次为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成帝延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汉惠帝安陵、汉高祖长陵和汉景帝阳陵,东西绵延近百里。
为何汉文帝偏偏选择白鹿原?
一方面,与古代昭穆制度密不可分。
汉代人认为:“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
西汉皇帝属于昭位者有高祖、景帝、昭帝、宣帝、成帝;属于穆位者有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哀帝和平帝。从西汉帝陵分布中可以看出,辈分相同者,因其昭穆序位相同,帝位相连,死后不能葬在同一陵区。如惠帝和文帝皆为高祖之子,均属于穆位。惠帝安陵在长陵之旁,文帝只能另辟陵区于渭河之南。
而辈分不同,属于隔辈者继位,由于其昭穆序位相同,帝位相连,死后也不可能葬在同一陵区。如宣帝为昭帝堂孙,二帝均为昭位,宣帝刘询继昭帝刘弗陵而为皇帝,因此宣帝不能葬在咸阳原陵区,而选到了鸿固原上。
另一方面,由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
汉文帝即位时,其父兄以陵墓的形式已经在京城北侧建起了一个缓冲地带,但长安以东除了关中东部的函谷关、东南的武关之外,却再无屏障。一旦关隘陷落,京城即危在旦夕。
而白鹿原居高临下,又有灞、浐两河护卫,如果在此营建陵墓,设置陵邑,迁居大量民众,扼守东西交通要道,势必在京城长安以东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霸陵,为何重要?
霸陵的确认,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曾经说过,判断考古的价值,有这样两个标准:一是采用什么方法去发掘,二是考古发现是否能对现代已有认知进行改变和补充。
首先,霸陵的确认解决了名位问题。1933年,日本考古学家足立喜六将其在长安踏查、勘测和研究结果结集成册,由东洋文库出版了《长安历史遗迹的研究》一书,此书第五章“汉代的陵墓”或可视为西汉十一陵考古研究的开山之作。
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研究者对西汉帝陵做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对西汉帝陵的名位及排列顺序进行了修正,大致掌握和了解了西汉帝陵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特点。此次发现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文帝陵墓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
其次,霸陵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在此之前,在高祖长陵、惠帝安陵中,帝、后陵均位于同一陵园之中,没有为后陵修建单独的陵园。这种制度可能沿袭的是战国以来如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王陵区、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陵区内将王陵和哀后同置一个陵区的传统。
而在汉文帝之后,从景帝阳陵开始全面实施三重陵园制度。据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平帝康陵的考古调查资料,茂陵、平陵、渭陵、康陵也均施行三重陵园制度。
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长陵、安陵,下启阳陵、茂陵、平陵及杜陵,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化。
最后,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它带字文物等,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则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参考资料:
1.纠正近千年谬误!真·汉文帝霸陵原来在这丨中国新闻网,2021-12-14;
2.为什么是它?关键性证据坐实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丨西安晚报,2021-12-14;
3.汉文帝霸陵是怎么被发现的?这要从多年前的一起盗墓案说起……丨学习大国, 2021-12-14;
4.视死如生丨葛剑雄,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
5.揭秘汉文帝霸陵:“凤凰嘴”谜团;因何而起?西晋末年那次盗掘规模有多大?丨红星新闻,2021-12-15;
6.汉文帝霸陵陵址非凤凰嘴 或为01年发现的江村大墓丨西安晚报,2015年9月;
7.汉文帝霸陵,为什么在白鹿原丨澎湃新闻,2021-12-15;
8.秦、西汉帝陵的内、中、外三重陵园制度初探丨中国文物报,2007年5月18日,第0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