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的。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梁铭在浙江台州出生长大 pic/wiki

梁铭有相当顺利的人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忧伤，没有什么好忧伤的。”

他 1967 年出生在浙江台州，在人生的前 30 年都乐于称自己为“文艺青年”——而且是衣食无忧的文艺青年。顺利之处体现为：稍一努力就考上了大学，又赶上了国家分配工作和福利分房，虽然觉得工作无聊，却有大把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组过乐队、闯过深圳、创的业颇为赚钱，并且到今天依然衣食无忧。

从这个角度看，房子自然不会成为梁铭会操心的事。

至于文艺，他其实保留至今，比如声称自己最喜欢的歌手是今年获格莱美奖最佳流行歌手的Ed Sheeran。再早一些创业的时候，他和太太海桦租住在浙江农大一幢 20 平米的阁楼里，他们在墙上钉满了蓝白条，灰白条的麻布，如同一个野外帐篷，他们喜欢并排躺在阁楼里的斜屋顶下，让阳光照进来，这是他们想象的“巴黎生活”。后来也买过大房子，买的方式很简单，“那时海桦怀孕了，她希望住的地方比较大，家里人都住在一起，可以打篮球可以睡觉，像 loft 一样，是梦想中的样子。我们画了一张图，算了一下大概得 700 到一千方平米。”

梁铭如今的头衔是海明控股集团的总裁，旗下拥有 6 个服装品牌和一个 2000 亩的农场。他的成功得益于他恰好在市场空白处创了业：在 90 年代中期创立了有别于当时流行风格的服装品牌，并且赶上了实体店消费的黄金时代。除了有了女儿之后出于食品安全考虑而设立的农场，梁铭的公司几乎没有做过服装业之外的拓展。没有犯错，可能是财富的重要保障因素之一。

他们夫妇本来要丁克，不过女儿出生之后，理所应当地承担了所有父母都会产生的焦虑感。他信任西式教育的管理方式，于是在女儿 5 岁时从杭州搬到上海，现在住在上海西郊宾馆内的一幢双层别墅里。这里历来是上海接待全球政要的地方。

梁铭的女儿今年 10 岁，未来梁铭计划送女儿到美国念大学，自己也计划随女儿一起到美国求学。

以下是梁铭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他：

海边的老宅

以前我爷爷有船，是运输的大船，远海的，这个船可以从上海开到福建，“义远”是我们家的字号，“公义之路可以长远”，义远号，还有一艘叫“春和”，这两艘船对开，一边把上海东西拿过去，一边拿过来，做贸易，当时我们家比较富裕。

我以前住的老宅就在码头边，房子是爷爷造的，我出生那会儿还能看到海。我到现在还记得船上的渔夫，当地海岛的渔民都停在我们家门口，到我们家做客，寄存东西，我就去接待他们。海岛人来了还会买鸡放我们这里，我和堂弟就偷偷把鸡扔到坝下，海底去了，后来还被发现了。老宅门口还有鲦鱼、蟹，我们就抓蟹抓跳跳鱼，等他们慢慢变干。

金清港是一个入海口，金清港就是我们家门口，我们以前的房子前面有一个树墩，用来系船，南街整一条街的房子都是我们家的。我爷爷做货运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刚解放，这两艘船都拿去征用了。我爷爷这么多房子都分出去了，就送啊，我们家有土地有商业，最后我们家房子一点点地没了。

只剩下这个老宅，老宅的房子有前后院，中间有个类似天井的，那时候没有饮用水，天上落下来的水，我们叫天落水。房顶下有一个大杠，用瓦接起来，漏出几大缸，这个水就是拿来饮用的。

老宅有两层楼，那时候两层房子是很好的，以前是泥的，慢慢变成木板，后来变成石板。

以前那个房子在台州海边，每一年都有台风。台风来了以后因为是木头房，那个天窗会飞走瓦片，风大还会把整个推倒，我们就会抱在一起，拿被子挡着，摇晃得很厉害。

接着天露水的老宅

我爷爷有两个儿子，我爸爸和我大伯，还有三个女儿，每个人都住在老宅里。到我这辈就慢慢变迁了，这个港也变成大马路了，港口往海边移了。我在老宅住到七八岁，然后就分一户一户，独立成家，房子变窄变小了，也在原地上新盖了水泥房。

我读书一直很差，高二突然会读书了，就转学到黄岩县政府读高中了，黄岩中学当时是重点中学。过去以后我在课上跟同桌打架，我当时比较皮，要么坐第一排要么坐最后一排，姓梁的一个化学老师老师很不错，他用了很好的方法，他在课上说全班我比较聪明，花点精力肯定很好，就鼓励我，第二天就任命我为化学课代表。这个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很大，我当时花了一个礼拜时间，把化学书全看一遍，期中考试就考了全校第一。

在我们那个地方考上大学就像中状元一样，我们中学有好几百人，一次考上一个就很了不起了。初中一年级，我们英语老师就换了三个，因为懂英语的不多。我高二转学到黄岩中学前，中文都是用土话教，《荷塘月色》我们也用土话背，我的普通话还是到了大学才学会。

学习上，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任何压力，爸妈总觉得自己儿子是最好的，他们都是表扬我。不会读书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家也没有人考上大学。

所以我一直很快乐，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忧伤，因为没有什么好忧伤的。

小时候我很喜欢种花种草，我七岁的时候去海岛，看到了水仙花，我就挖了两麻袋水仙花，把它运到黄岩新华书店门口，新华书店门口就是花市。有两个老的走资派，一个从北京来，一个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被打倒的。他们在黄岩租了很多院子，繁殖培育花卖。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头，我七岁就跟他们在一起。

我在一个老头那里卖完了我的水仙花，周末我帮他卖花，他在前面踩三轮车，我在后面推。买了花以后他会给我很多花，我们家整个院子的花都是我种的。我跟这个老头是忘年交，印象特别深，年糕你知道吧？用手工做的，蒸好以后切一块，里面放豆腐干、肉、豆芽菜，一捏，啪一粘两对浇点热汤，我们一人一个。

很多植物我天生都知道什么科，现在我到某一个地方，我第一时间就是趴在地上看一看，尝一尝，吃一吃，基本上都蛮准的。我很喜欢种花种草，所以当时上大学我也想要考园艺系。结果那时候大学还没考就让你写志愿，我写了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结果阴差阳错被农业工程系录取了，就是农产品加工，工程机械方面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所以我进了大学以后就去组乐队，搞音乐去了。我 85 年开始上大学，到 92 年，我都一直在乐队里打架子鼓。我们乐队在学校和社会上都有演出，每个晚上我们都去交谊舞厅演奏，那时候没有酒吧，交谊舞特别时髦，特别新奇。一般什么团支，每个公司单位，都有这种一年要组织几场团的活动，基本上都会请我们去演奏舞曲，就两类曲目，一类是台湾的琼瑶系列，比如说在水一方，还有一类就是我接触到的西方音乐，比如披头士。

我的架子鼓其实是组乐队之后开始学的，打鼓对我来说不难，因为我天生节奏感比较好，还当了学校的文艺部长。这可能跟我爸妈有关，我爸妈都是地方的文艺工作者，我爸爸是打鼓板，小小的但很响，小时候爸爸妈妈文工团演出的时候，我就会跟着打节奏。

我不想“捧个茶，一张报纸坐一天”

我们那时候读大学，空得很，没有任何压力，包分配，都是公务员。那时候一毕业就是干部，你是学生干部还有好的单位分配。

我 1989 年大学毕业，分到杭州市农业局下面的农业机械培训中心做讲师。当时单位总共就造了几个房子，已经分光了，分光了以后没地方住，我住哪里呢？

农机培训学校有个大仓库房，很大很豪华，两个门可以推进去。这个房子太大，漏风。有一年特别冷，我搪瓷碗里的水，放在房间里都结冰了，好冷，因为通风，我就偷偷地用电炉烘这个房子，因为不用算电费。大概过了一两年后，有个老书记要搬走了就把他的房子分给我了，因为他不能占两套。分的房子有 60 平方，两个楼梯上去，两个单元，四户，下面还配一个自行车库，一楼有个小的车库房。

我当时在农业培训中心，一年就上一堂课。实在没事干，我很难受，比较彷徨，不知道未来自己能做什么，老是靠乐队也不是长久之计，那还是年轻人玩的。上班的地方也不太适合我，做公务员我不喜欢，早上捧个茶，一张报纸，在那坐一天。

我就觉得国内没什么机会，国外好像有好多机会，就准备出国了。当时身边很多想考托福出国的，很多浙大的同学朋友都走了。我们乐队的人也去了澳洲，大家都有这个念头。

所以毕业后的第二年我就去读托福班，考了五百多分。阅读作文都没问题，但是死在哪里呢？听力。听不懂所以后来也没去成美国，就去了深圳。

我有个朋友在深圳的西湖达利公司做财务总监，让我去做会计财务。我什么证都没有，他买了本书给我，叫《会计学原理》，封面是绿色的，让我看一礼拜，看好了上班。 我一晚上就看完了，我说“这很简单，就是加减乘除，配配平就可以了”。

我看完第二天就上班了，西湖达利的总经理就让我去记账，敲敲算盘。很搞笑，他说“这有红笔”，我说“不用红笔，减就可以，负就可以了”。这就露馅了，因为我没有从来没做过，但老实交待后他们也让我留下来了。

我在深圳做了一年不到，就被抓回来了。

当时我还没在农业培训中心辞职，只是抱着玩的心态想着去深圳干了再说。走之前我去检查身体就跟医生说好，把我改成“肝病”，问医生要了一沓病假条，给单位寄过去。我跟单位说这身体不行，要回家修养。结果出问题了，这个病假条是连号的，哈哈哈哈。

有个领导通知我了，说“小梁这个事情被局上知道了，病假条惹祸了，你先回来避避风头”，所以我就回来了，局长说“回来就是好同志嘛，对不对？” 后来还安排我去参加科研项目，评工程师，但实在无聊，我经常不去上班也就慢慢辞职了。

700 平方，但是我们买来后从来没住过

我回到杭州没待多长时间，我和海桦很快就开始创业了。我们中学就认识了，96 年设立公司，98 年结婚。

创业第一年就成功了。我们在杭州凤起路开了古木夕羊服装店，租了一个 20 米长，有 6 间门面的简易房，每个净深大约 4 米 5，门面 3 米 3，但半条街都是我们的店。当时门面不知道用什么，我觉得木厂里水曲柳的树皮很漂亮，我就拉了好几三轮车的树皮到凤起路，把古木夕羊四个字，用树皮一条一条贴起来，很文艺。

我们是 1996 年 7 月 28 号开的，我印象很深，第一天就做了 3000 多块钱，运气不错，因为那时候衣服便宜，就十几块钱一件。

说真的，我运气很好，上帝眷顾，一直以来好像都没吃过什么苦，没吃过亏。运气也好。

我觉得挫折跟人内心的目标相关，你的目标大，你可能容易失落，饱受挫折，我的目标一直不是特别大，我没有一定要做到多少亿，我觉得该多少就多少，有合理的目标。

简单说，你是个老虎，让你变成大象，那你这个老虎也废掉了，是吧？把你当猫养，那也对不起你，所以有些事老虎就是老虎，适合的阶段，适合的队伍，做适合的业绩我觉得就够了。

我们起名字“古木夕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品牌都是什么“奴”啊，都是洋名，我们就用了四个人的偏旁部首。而且那时候台湾女装，台湾风格的特别多。海桦觉得连一些漂漂亮亮，简单的白衬衫都买不到，所以她就做了非常简单的品牌，文艺、简单生活。

现在古木夕羊还在，20 多年了，还是简单简洁，只是说文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了，以前有北岛，舒婷，诗歌，当代文学…现在的文艺表达是“我梦想自己开个咖啡馆，带院子的最好”；我用眼睛去看世界，我会摄影；我用耳朵去听世界，我听音乐，就不再用过去的文学去表达了。

创业那段时间我们租了一个阁楼，一住就住了三年多，是浙江农业大学的一个专家楼，专家楼大概有四层楼，有个坡屋顶。为什么住阁楼呢？因为我们很向往巴黎的感觉。

梁铭和太太喜欢躺在阁楼里，望向天空

我们上面有个天窗，可以打开，有时候头伸出去看看，特别漂亮，在斜顶下面，我们就躺着，有时候忘了就磕头了，但是我们感觉特别好。

房间有二三十平米，我们外面不能设计，阁楼里我们就全部清空，用条纹麻布整一个把它钉在墙上，全部是粗的条纹麻布，蓝白条，灰白条的，很漂亮。从头到地都是用一种材料，一进去就像进到一个麻布条纹的帐篷一样，然后露一个天窗。

我们和农大的同学经常去阁楼对面的小杨饭店吃饭，有小甲鱼，螺丝，泥鳅，毛豆... 有一天下大雪我们没有地方去，就在饭店里吃饭，当时变压器都坏了，我们就生了一个煤炉，弄了酒，烤东西吃。怎么吃着吃着感觉有点痛，全是火，结果是我们的羊毛袜都被焦掉了。这种感觉，像阁楼这种就是我们那时候想要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后来我们还买了一个更大的房子，那时海桦怀孕了，她希望住的地方比较大，家里人都住在一起，可以打篮球可以睡觉，像 loft 一样，是梦想中的样子。我们画了一张图，算了一下大概得 700 到一千方平米。我们的设定不像普通人对家的设定，更自由，更多可能性的场所跟空间，不是豪宅的概念，就是符合我们的调调。我们想过这么大的房怎么办，我们就准备买两个帐篷搭起来就变房间，可以睡觉了。

后来刚好有个房子一层 350，两层也就是 700 平方，但是我们买来后从来没住过。

之后服装生意就越来越好了，我们买了一个在九中对面的房子，也是阁楼，这阁楼就大了，100 多方，哇塞，有 7 层楼，没有电梯，小两厅。出去还有很大的一个露台，非常好。100 多平米是正常的房子，还不含阁楼。阁楼实际上跟房子一样大，只是有些低了进不去，可以爬进去，有好几个三角窗。那算是真正意义上我买了住的第一套房子。

绿园离西湖只有步行距离，这间房有250平米左右

“西方自由的教育”

海桦怀孕后，有次岳父到我们家，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嫌这里条件比较差，说：“这个房子不行啊，那么高，那么爬不对啊”，因为那个七楼相当于八楼，一楼还有停自行车的夹空层。

我觉得在父辈的传统概念里房子那是祖祖辈辈的，他们象征着身份和地位，所以说为什么农村造房子越造越好，越造越高，实际上可能就住两老，年轻人都出去了。但他们就觉得咱们家有实力，他要这种尊严，岳父他们心中的房子也是一种自尊。

后来海桦肚子大了，实在爬不动了，我们就在边上的“绿园”买了房子，两百五十几平，这个房子能看到西湖，22 楼，可以步行到西湖，离植物园也只要五分钟，我们住的对面就是山，隔壁就是浙大。房间里的墙也被我们拆光了，空空荡荡的，希望尽量留出来空的。

孩子生出来后，我抱在手上，那几分钟脑子完全是空白的。我什么都不懂，很焦虑，很着急，责任、安全…想着吃荤的有毒素，吃素的也有毒素，喝饮料还有色素，食品安全很麻烦…一回过神来孩子就被推走了，推到房间里去了。

我们生小孩之前想着孩子不住我们这，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所以在对面同一个小区也买了一幢，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先放到爷爷奶奶那里。

我们实际上一直不想要孩子，觉得很麻烦，所以生得很晚，但生出来就不一样了，生下来以后马上打电话赶紧把所有小朋友的东西搬到我们房间。

孩子 5 岁的时候我们就从杭州搬来上海了，她在上海宋庆龄幼儿园读了 2 年，这是中国最好的幼儿园，属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很多老师都是英国人，幼儿园里有很大的草坪。

小学我们让她在宋庆龄小学读了一年，加强中文课，小学二年级就转到惠灵顿（注：上海惠灵顿国际学校，惠灵顿公学由维多利亚女王在 1856 年创立，在上海的分校被认为是上海最贵的国际学校）。她现在 9 岁多，马上 10 岁了。

让她读这些学校是因为我更认同西方自由的教育，不是填鸭似的教育，我看到国内的教育把小孩子身体都毁了，并不快乐。

梁铭和家人现在住在西郊宾馆的双层别墅里，图为别墅一层

我认为让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比学到知识更重要，我们那时候读书不太好，我们现在读书都还来得及，但是小朋友的身体来不及。都说性格 3 岁决定 80 岁，所以我想让她 OPEN，快乐，让她追求自然，所以小时候我每个礼拜都要带她去农场稻田里跑步玩耍。

我女儿画画很好，而且六岁就能作曲了，七岁就代表上海第一名去亚洲参加钢琴比赛。

国内的竞争导致孩子一定要考清华、北大、浙大，这些说上去对未来的人生事业影响很大，所以拼命去挤，可我觉得我不是什么好大学毕业，我自己也还不错，就是做自己。

我觉得爸爸妈妈最大的任务就是发掘她的潜质，发掘到了就不断提供一些条件，让她按照这个潜质去发展，不是每个人都要按照父母亲的要求去考上什么学校和专业，我觉得那是为父母亲而读书，对孩子不公平，也不尊重。

我爸妈就从来没要求我做什么，我爸经常说：“我很满意了，我想也没想我儿子会把企业做起来。”

我的父辈一代觉得我有个工作就很好了，他们那个年代没多少钱，大家都很平等，没有说哪一家特别富。价值观当中也没有一定要有多少财富的概念。

他们也没有想摆脱贫困，因为也没有机会让你去奋斗，那时候不能够从商，是资本主义尾巴。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被社会的某一些东西拉走了，表现得物欲横流。

我现在最担忧的就是我经营的“义远农场”，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盈利，但是我们都付出了很多精力和热情。团队中的一些年轻人希望在这里获取成功，但实际上没那么快，我感觉有点儿对不起大家，这对我来说比较有负担。

年轻人想要获取的成就，跟农业想要获取成功的规律不匹配。他们的期望是两三年就好了，但是我们已经做了七八年还没有盈利，从事农业生产养殖对他们来说就没有盼头。

我跟他们解释过万物都有成长的节奏，比如说一颗种子水稻，我们四月里撒，到十一月份才能有收成，中间是没有收获的，这是规律。如果你破了物理条件，比如说用激素，用化肥，这不是自然有机的，是不好的。万物有它的节奏和节拍，大自然是最好的，它给每一个生物的成长速度都是科学的。

可持续，可盈利，还要追寻这个理念，我们可能还需要两三年吧。

我想过如果我不做农场，我现在可能还是做跟植物有关的事业，我喜欢自然的东西，喜欢花花草草，那是骨子里的。你要知道，我六七岁就去挖水仙，跟七八十的老头学习怎么扦插，怎么种花。

用《失控》里的一句话说，当你大脑里留着很多东西时，某一天它会集体涌现出来，平时没有积累，没有好奇心就涌现不出来。创业也是涌现出来的，不是刻意设计好，按照路线图的，是自然进化，很多物种放在这里，形成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人为的不一定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