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江华

毛泽东点名了唐绍仪。1957年1月18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伊始，毛泽东就提出干部能上能下问题，说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紧接着，他问在座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

这位“旧官僚”是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在清廷派出的120名留美幼童中，唐绍仪是第一位出任清廷侍郎、尚书级官员者，也是第一位出任巡抚的要员，还是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重要成员。

从1884年在朝鲜订交到1912年决裂，唐绍仪与袁世凯近30年的友谊小船，却在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3个月零2天后翻了。

当袁世凯的救命恩人

唐绍仪生于1862年，小袁世凯3岁，与孙中山都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人。他1874年随第三批幼童赴美国留学，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学习。留美幼童求学中途被召回国，唐绍仪归国后，1882年被李鸿章派往朝鲜，担任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德国人穆麟德的秘书。

1884年12月，朝鲜“开化派”在日本的唆使下发动“甲申政变”。变乱中，亲清的朝鲜事大党领袖闵泳翊被刺伤，家人将他抬到穆麟德宅中救治。时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大体相当于清廷派驻朝鲜的二号人物）的袁世凯镇压政变时，得知闵泳翊在穆宅，便前往探询情况。在穆宅门口，有一人持枪而立，意气凛然，阻止袁兵进入。经询问，方知此人为唐绍仪，两人“一见契合”，由此订交。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最终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前，朝鲜曾请清朝出兵襄助镇压东学党。日本认为这是时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清廷派驻朝鲜最高官员）袁世凯所指使，进而对其心生嫉恨，“必欲置之死地”。袁感到惶恐不安，屡请回国，并推荐唐绍仪代理其职务。7月18日，清廷批准袁回国。

袁世凯正发烧，“热过百度”（华氏百度大约相当于37.8摄氏度）。收到国内电报后，他不顾病重之中，急忙于次日乔装逃出汉城，由唐绍仪和时任翻译的蔡绍基安排雇请轿夫32名并亲自护送至仁川，登上清朝的“平远”兵船，返回天津。袁离开时，日军已派兵占据了汉城诸门，对出入华人严行搜索。唐绍仪临危不惧，亲挟短铳护翼袁氏突围，华员皆随之冲出，守卫的日兵纷纷退避。袁登船后，日人开船追赶不及，只好望洋兴叹。此番袁世凯得以临难脱身，唐绍仪实有莫大之功。

唐绍仪留美多年，接受西方教化，内心倾向民主共和。袁世凯则生长于封建大家庭，“三世受国恩深重”，功名方面却连举人都未中。两度乡试落第后，又羞又愤的袁世凯赌气把过去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扬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两人的家庭出身和文化背景差异甚大，为何能成莫逆之交？

除了对彼此才干的惺惺相惜外，更有性格上的互相欣赏。一个例子，两人都挥金如土。袁世凯未入仕之前，曾发起两“文社”，自为盟主，并提供活动经费，博得“慷慨好施”的美名。有一天，他正在家中读书，时为落魄秀才的徐世昌前来拜访，两人一见如故，便换帖结拜为弟兄。得知徐世昌无路费北上应试后，袁世凯立即移款相赠。正是袁世凯的慷慨助力，徐世昌后来中举、中进士、入翰林院，累官至清内阁协理大臣（大体相当于副总理）、中华民国总统。

唐绍仪之阔绰与讲究，也是人所共知。他出任外务部右侍郎和邮传部左侍郎、尚书期间，邮传部以饮食鲜美著称、外务部以服饰华丽见传。1910年秋，唐继徐世昌署邮传部尚书，就任不久即遭弹劾，被指“奢侈无度，平日一支雪茄烟值美金若干”。津海关道是肥缺，常常一年入项可达近百万。唐绍仪担任此职后，以不能损国体为由，时常备美酒佳肴招待西洋人士。结果一年下来，不但近百万入项全被花光，还需家里不时接济，“举世以为异事”。

袁世凯成唐绍仪的政治伯乐

1882年，唐绍仪入朝鲜。近3年后，经李鸿章奏请，他于1885年5月被赏从九品县丞，这是清廷官阶中最低的一级。1898年9月，因父亲病故，唐绍仪离开朝鲜，回国守孝。此时，他已是官封三品衔的候选知府。17年间，从九品升至正四品，跨越了11级。

这其中有李鸿章的推荐之功，更多的是袁世凯的赏识。史料记载：“袁世凯和唐绍仪相识后，互相爱慕，两人感情极为融洽，结为盟友，彼此帮助，共求上进。”

镇压“甲申政变”后，经李鸿章举荐，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成为清廷在朝鲜的最高代表。1885年11月，他即奏调唐绍仪前来担任西文翻译。从1886年到1891年，袁世凯三次向李鸿章举荐唐绍仪。推荐语中，多是“娴习洋务，胆识俱优，慎密老成”“优有识略，明敏谙练”“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等褒奖之语。1891年9月，因母亲病重，袁世凯请假两个月回籍照料，即向李鸿章推荐唐绍仪代理自己的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之职。后来，袁母死续假，唐氏先后代袁达半年之久。

朝鲜共事十多年，唐绍仪赢得了袁世凯的信任和赏识，成为袁的左臂右膀，也与袁休戚与共。

小站练兵期间，袁邀请唐绍仪来协助徐世昌负责营务处。1900年3月，袁世凯实授山东巡抚后，奏调唐绍仪出任山东省洋务局总办，负责全省洋务商务事宜。1904年，清廷调津海关道唐绍仪前往印度与英国交涉西藏事务，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自上折奏留，表示“两年来中外相安无大枝节者……实唐绍仪赞佐之力居多”。1908年，袁世凯被监国摄政王载沣免职，时为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也受牵连，自请辞职、避居天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南北双方开始和谈，袁世凯即委任唐绍仪代表自己前往上海与南方革命党代表磋商停战、清帝退位事宜。清帝退位后，经袁世凯推荐、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唐绍仪于1912年3月出任国务总理。

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引发袁世凯不快

由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是当时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革命党人看来，唐绍仪早年留学美国，深受共和思想影响，在南北谈判期间就力促清帝退位、建立民国。袁世凯看来，唐绍仪是自己的私交好友。袁曾自称与唐绍仪“二十年深交，生死一意”。

与此同时，革命党方面强烈要求国务总理应由同盟会员担任。为了能兼顾南北双方的意见，有“民国产婆”之称的赵凤昌提议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并出任总理。此提议立即得到孙中山、黄兴的同意。3月30日，经黄兴与蔡元培联名介绍，孙中山主持仪式，接收唐绍仪加入同盟会。

袁世凯同意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但并不乐见唐绍仪参加同盟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满之辞，逐渐露骨”。首届内阁中，唐绍仪之外，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都是同盟会会员，占据了一半。这个“以‘同盟会为中心’之内阁”势必对袁世凯带来诸多限制。更重要的是，这也违反了袁世凯一以贯之的政界之人不应加入任何党派的主张。

1912年9月，国民党、共和党都向袁世凯伸出了橄榄枝，但他坚决表示不加入任何政党。在他看来，中国党争之剧烈为世所罕见，“在政界之人，皆当出党，方能自抒政见，无所拘束”，同时也避免甲党提出的主张被乙党所阻挠、乙党的建议被甲党所否决的内斗现象。

举借外债引发袁世凯猜疑

摆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面前，是濒临崩溃的财政。据民国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1912年4月的估算，全国财政赤字2.6亿元，外债总额超过20亿元。而此时，北京财政部部库存银不到6万元，南京财政部部库存银只有3万元。唐绍仪在参议院的演说中承认，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舍取外债并无别法”。

为缓燃眉之急，3月14日，唐绍仪以京张铁路余利作抵押，向华比银行借款100万英镑。未料，此次借款引发了袁世凯对唐绍仪的猜疑，进一步扩大了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矛盾。猜疑源自与此借款有关的传言：一是说唐绍仪将借款拨给南京临时政府，用以购买军火对抗袁世凯；二是说唐绍仪从此借款中私自拨给孙中山100万元。

华比银行借款（简称比款）由唐氏交孙中山100万元之事，1912年3月间报界喧传，北京《中国日报》《国民公报》称孙“私攫比款50万，以30万饷同盟会”。同盟会会员章太炎、朱芾煌等，为此先后致函、致电孙中山及同盟会本部求解释。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原财政总长陈锦涛、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先后在1912年5月复电明确告知孙中山“收比款，绝无交百万于先生事”、“比款内，并无付先生百万之数”，但谣言并未因此平息。

孙中山直斥“私攫比款”尤为无稽的同时，于6月29日致电袁世凯、国务院等，要求公布华比银行贷款用途。7月1日，袁氏复电同意令财政部迅将比款用途底账详细公布。最终表明，唐氏交孙百万元之事并不属实。

唐绍仪将比款部分用来给南京临时政府购买武器一事，也属子虚乌有。刘厚生在《张謇传》一书中说，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曾秘密订购德国最新式武器，其价额总值在300万元左右，而所付定银为总额50%以上。资金来源，则是唐绍仪向华比银行的贷款。但据1912年7月30日公布的《南京财政部收支报告》，南京临时政府收到华比借款只有45.5万多两，其余均由北京政府收用。

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引发唐绍仪辞职

王芝祥，通州人，原为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到南京，出任南方第三军军长。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是1912年上半年的一件大事，也是唐绍仪辞职的导火索。事件的高潮虽然出现在1912年4月至6月，但肇始于2月份。

2月1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接收北方统治权案》。该案第二条规定，“各省都督，由各该省人民公举”。3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为直隶都督，接替官声不佳的张镇芳。两天后，顺直咨议局即开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并据《接收北方统治权案》要求袁世凯任命。未获同意后，3月20日，顺直咨议局致电质问袁世凯：各省都督尽由人民公举，直隶为何要搞特殊化？

3月21日，顺直咨议局议长阎凤阁等进京求见袁世凯，交涉都督由民众自举问题。对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接收北方统治权案》，袁世凯不便明确反对。但在3月25日，他复函国民共进会表明态度：官制改革正在进行，应暂时维持现状；都督以军府总揽行政，而综观世界通例，未有军官由民选者。

王芝祥督直一事陷入僵局。就在此时，唐绍仪离京南下，前往南京组阁。众多的说法认为，经过唐绍仪的说服，袁世凯同意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作为与南方革命党人放弃黄兴任陆军总长的交换条件。但史料表明，袁世凯一直反对王芝祥督直。4月6日给唐绍仪的电报中，就有“兄老矣，生死不足计。倘使大局从此糜烂，谁执其咎”这种言辞激烈的词句；4月13日的电报更是以辞职相威胁，“就目前而论，北方三省都督由本总统委定，决无更改之理。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总统之职任”。

袁世凯之所以反对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首先是他认为，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大总统除国务员须参议院同意外，有任命文武官吏之权。自然含有都督在内……都督自应由大总统任命，无论何人不得干预”；其次，直隶为自己的大本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至于唐绍仪在此事上未与袁世凯持一致意见，在《袁世凯全集》主编之一骆宝善看来，充分表明唐绍仪缺乏出任袁世凯总统的“责任内阁”总理的才具。从小站练兵到担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苦心经营直隶十余年，自然将其视为自己的大本营。唐同意南方革命党人入主袁世凯的禁地，并锐身自任去说服袁世凯答应，怎能不使袁感到厌烦而产生疑忌？

由于袁世凯的阻挠，王芝祥最终未能出任直隶总督。唐绍仪觉得，既失政府信用，又令其在同盟会内可能招致批评。此事促使他最终辞去国务总理之职。

对唐绍仪而言，国务总理生涯本不如意，除了财政问题上的焦头烂额，国务院内部的党争也令他身心俱疲。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蔡元培就说，国务院4月正式成立后，内阁成员就分成同盟会、非同盟会两派。两派意见，时常不统一，使得“两三月来，政府毫无大政策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唐绍仪、蔡元培等同盟会会籍的阁员便认为“与其两派混合，致政治不能进行”，不如他们辞职，让任何一派主持国务。恰在此时，发生了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唐趁势离职。

对待民主共和的不同态度导致唐袁决裂

1912年4月29日，参议院由南京迁至北京后首次开院。袁世凯在开院典礼的致词中，称赞“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未料，组阁仅3个月零2天，就发生了唐绍仪辞职、内阁垮台事件。

档案表明，6月12日唐绍仪还如常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黄兴拟订的《国民捐章程》《内务部官制草案》等。三天后的6月15日是个星期六，他出走天津。

唐绍仪出走的细节，按熊希龄的说法是“于十五早晨不辞而行，租居天津租界”；而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的说法颇具戏剧性：唐绍仪和袁世凯共事多年，知道袁对一个人有疑忌了，不管有交情无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果公开辞职，则可能性命不保。于是，“乃于□月□□日晨间与一西妇同车，赴车站，乘火车往天津”。到了天津、确保安全后，唐绍仪才致电袁世凯请求辞职。

如上所言，唐绍仪离职，有财政、党争以及王芝祥督直事件等因素，更关键的是他与袁世凯在共和观念上存在重大差别。

唐绍仪醉心共和。1911年南北和谈时，他就公开表示自己完全赞同共和立宪，“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以限制总统权力。其第45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也就是说，总统的命令必须经内阁副署才能生效。

内阁成立后，唐绍仪处处强调内阁副署权，甚至有传说，袁世凯第一次向参议院发布的宣言书稿即经唐修改后才发表。对袁世凯下发的公文，唐以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甚至在总统府也敢与袁据理力争。曾任袁世凯侍从武官的唐在礼，在《辛亥前后的袁世凯》一文中回忆起他所目睹的唐袁争论情形：唐总是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这一类的话。袁既不便反对，又没有适当的辞句回答。因此很不满意。我曾听到袁话里话外地对唐说:“我们是没有几天好做的，这个位子早晚要让给你们的。”唐在礼强调，袁世凯说的时候还带着意气。

袁世凯所需要的内阁，只是幕僚班子的代名，而不是要“责任内阁”认真负起“责任”来。时为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完全属于旧派，不懂得共和国是甚么样子”。顾维钧为唐绍仪女婿，回忆录中所言或有夸张成分，但后来袁世凯称帝的事实也表明，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唐绍仪避走天津，唐、袁矛盾由此公开。袁世凯曾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以及唐绍仪留美同学梁如浩前去天津慰留。但唐绍仪态度决绝，当时媒体报道，唐绍仪竟有“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来罢”之语。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同意唐绍仪辞职，任命无党派的陆徵祥接替。

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的职务，也意味着同交谊近30年的袁世凯表示决裂。1913年2月，广东省议会选举唐绍仪为参议员，袁世凯闻讯后令唐进京担任参议院议长。唐绍仪答以“不复恋此马蹄声”以示拒绝。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称帝前，他曾派人携重礼去安抚唐绍仪，但唐不为所动，公开声明“吾头可断，帝制决不能赞成”。1916年3月22日，袁迫于护国运动的巨大声势而宣布取消帝制，却仍以大总统自居。26日，唐绍仪即通电忠告袁退位，文中历数袁世凯数年来违反《中华民国约法》的行为，直言袁世凯“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要求袁世凯辞职。

唐绍仪此电文，抬头不称袁大总统而称“袁慰亭先生”，以示对袁的不屑与唾弃。据说，当电报抵达中南海，袁世凯捧读后竟“气呃不语者多时”。他对唐称自己为“慰亭先生”大为不满，说别人如此称谓，殊不足异，“独少川以数十年老友，对我如此称谓，如何可堪”？

袁世凯之语，或有责备唐绍仪对不住自己之意。但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更是袁世凯。袁世凯死后，民间就送挽联“袁世凯千古；中国人民万岁”——寓意其对不住中国人民。

袁世凯不明白，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民主共和的观念已成不可逆转之潮流。这潮流，尽管时有曲折、间或回流，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这个角度上说，唐绍仪与交谊近30年的袁世凯决裂，并不是背叛，而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