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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总督多少钱(30年的过命交情)

发布者:张俊
导读文/刘江华毛泽东点名了唐绍仪。1957年1月18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伊始,毛泽东就提出干部能上能下问题,说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紧接着,他问在


30年的过命交情,袁世凯的“第一总理”怎么3个月就跑路了?

文/刘江华

毛泽东点名了唐绍仪。1957年1月18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伊始,毛泽东就提出干部能上能下问题,说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紧接着,他问在座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

这位“旧官僚”是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在清廷派出的120名留美幼童中,唐绍仪是第一位出任清廷侍郎、尚书级官员者,也是第一位出任巡抚的要员,还是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重要成员。

从1884年在朝鲜订交到1912年决裂,唐绍仪与袁世凯近30年的友谊小船,却在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3个月零2天后翻了。

当袁世凯的救命恩人

唐绍仪生于1862年,小袁世凯3岁,与孙中山都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人。他1874年随第三批幼童赴美国留学,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学习。留美幼童求学中途被召回国,唐绍仪归国后,1882年被李鸿章派往朝鲜,担任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德国人穆麟德的秘书。

1884年12月,朝鲜“开化派”在日本的唆使下发动“甲申政变”。变乱中,亲清的朝鲜事大党领袖闵泳翊被刺伤,家人将他抬到穆麟德宅中救治。时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大体相当于清廷派驻朝鲜的二号人物)的袁世凯镇压政变时,得知闵泳翊在穆宅,便前往探询情况。在穆宅门口,有一人持枪而立,意气凛然,阻止袁兵进入。经询问,方知此人为唐绍仪,两人“一见契合”,由此订交。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最终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前,朝鲜曾请清朝出兵襄助镇压东学党。日本认为这是时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清廷派驻朝鲜最高官员)袁世凯所指使,进而对其心生嫉恨,“必欲置之死地”。袁感到惶恐不安,屡请回国,并推荐唐绍仪代理其职务。7月18日,清廷批准袁回国。

袁世凯正发烧,“热过百度”(华氏百度大约相当于37.8摄氏度)。收到国内电报后,他不顾病重之中,急忙于次日乔装逃出汉城,由唐绍仪和时任翻译的蔡绍基安排雇请轿夫32名并亲自护送至仁川,登上清朝的“平远”兵船,返回天津。袁离开时,日军已派兵占据了汉城诸门,对出入华人严行搜索。唐绍仪临危不惧,亲挟短铳护翼袁氏突围,华员皆随之冲出,守卫的日兵纷纷退避。袁登船后,日人开船追赶不及,只好望洋兴叹。此番袁世凯得以临难脱身,唐绍仪实有莫大之功。

唐绍仪留美多年,接受西方教化,内心倾向民主共和。袁世凯则生长于封建大家庭,“三世受国恩深重”,功名方面却连举人都未中。两度乡试落第后,又羞又愤的袁世凯赌气把过去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扬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两人的家庭出身和文化背景差异甚大,为何能成莫逆之交?

除了对彼此才干的惺惺相惜外,更有性格上的互相欣赏。一个例子,两人都挥金如土。袁世凯未入仕之前,曾发起两“文社”,自为盟主,并提供活动经费,博得“慷慨好施”的美名。有一天,他正在家中读书,时为落魄秀才的徐世昌前来拜访,两人一见如故,便换帖结拜为弟兄。得知徐世昌无路费北上应试后,袁世凯立即移款相赠。正是袁世凯的慷慨助力,徐世昌后来中举、中进士、入翰林院,累官至清内阁协理大臣(大体相当于副总理)、中华民国总统。

唐绍仪之阔绰与讲究,也是人所共知。他出任外务部右侍郎和邮传部左侍郎、尚书期间,邮传部以饮食鲜美著称、外务部以服饰华丽见传。1910年秋,唐继徐世昌署邮传部尚书,就任不久即遭弹劾,被指“奢侈无度,平日一支雪茄烟值美金若干”。津海关道是肥缺,常常一年入项可达近百万。唐绍仪担任此职后,以不能损国体为由,时常备美酒佳肴招待西洋人士。结果一年下来,不但近百万入项全被花光,还需家里不时接济,“举世以为异事”。

袁世凯成唐绍仪的政治伯乐

1882年,唐绍仪入朝鲜。近3年后,经李鸿章奏请,他于1885年5月被赏从九品县丞,这是清廷官阶中最低的一级。1898年9月,因父亲病故,唐绍仪离开朝鲜,回国守孝。此时,他已是官封三品衔的候选知府。17年间,从九品升至正四品,跨越了11级。

这其中有李鸿章的推荐之功,更多的是袁世凯的赏识。史料记载:“袁世凯和唐绍仪相识后,互相爱慕,两人感情极为融洽,结为盟友,彼此帮助,共求上进。”

镇压“甲申政变”后,经李鸿章举荐,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成为清廷在朝鲜的最高代表。1885年11月,他即奏调唐绍仪前来担任西文翻译。从1886年到1891年,袁世凯三次向李鸿章举荐唐绍仪。推荐语中,多是“娴习洋务,胆识俱优,慎密老成”“优有识略,明敏谙练”“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等褒奖之语。1891年9月,因母亲病重,袁世凯请假两个月回籍照料,即向李鸿章推荐唐绍仪代理自己的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之职。后来,袁母死续假,唐氏先后代袁达半年之久。

朝鲜共事十多年,唐绍仪赢得了袁世凯的信任和赏识,成为袁的左臂右膀,也与袁休戚与共。

小站练兵期间,袁邀请唐绍仪来协助徐世昌负责营务处。1900年3月,袁世凯实授山东巡抚后,奏调唐绍仪出任山东省洋务局总办,负责全省洋务商务事宜。1904年,清廷调津海关道唐绍仪前往印度与英国交涉西藏事务,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自上折奏留,表示“两年来中外相安无大枝节者……实唐绍仪赞佐之力居多”。1908年,袁世凯被监国摄政王载沣免职,时为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也受牵连,自请辞职、避居天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南北双方开始和谈,袁世凯即委任唐绍仪代表自己前往上海与南方革命党代表磋商停战、清帝退位事宜。清帝退位后,经袁世凯推荐、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唐绍仪于1912年3月出任国务总理。

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引发袁世凯不快

由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是当时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革命党人看来,唐绍仪早年留学美国,深受共和思想影响,在南北谈判期间就力促清帝退位、建立民国。袁世凯看来,唐绍仪是自己的私交好友。袁曾自称与唐绍仪“二十年深交,生死一意”。

与此同时,革命党方面强烈要求国务总理应由同盟会员担任。为了能兼顾南北双方的意见,有“民国产婆”之称的赵凤昌提议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并出任总理。此提议立即得到孙中山、黄兴的同意。3月30日,经黄兴与蔡元培联名介绍,孙中山主持仪式,接收唐绍仪加入同盟会。

袁世凯同意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但并不乐见唐绍仪参加同盟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满之辞,逐渐露骨”。首届内阁中,唐绍仪之外,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都是同盟会会员,占据了一半。这个“以‘同盟会为中心’之内阁”势必对袁世凯带来诸多限制。更重要的是,这也违反了袁世凯一以贯之的政界之人不应加入任何党派的主张。

1912年9月,国民党、共和党都向袁世凯伸出了橄榄枝,但他坚决表示不加入任何政党。在他看来,中国党争之剧烈为世所罕见,“在政界之人,皆当出党,方能自抒政见,无所拘束”,同时也避免甲党提出的主张被乙党所阻挠、乙党的建议被甲党所否决的内斗现象。

举借外债引发袁世凯猜疑

摆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面前,是濒临崩溃的财政。据民国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1912年4月的估算,全国财政赤字2.6亿元,外债总额超过20亿元。而此时,北京财政部部库存银不到6万元,南京财政部部库存银只有3万元。唐绍仪在参议院的演说中承认,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舍取外债并无别法”。

为缓燃眉之急,3月14日,唐绍仪以京张铁路余利作抵押,向华比银行借款100万英镑。未料,此次借款引发了袁世凯对唐绍仪的猜疑,进一步扩大了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矛盾。猜疑源自与此借款有关的传言:一是说唐绍仪将借款拨给南京临时政府,用以购买军火对抗袁世凯;二是说唐绍仪从此借款中私自拨给孙中山100万元。

华比银行借款(简称比款)由唐氏交孙中山100万元之事,1912年3月间报界喧传,北京《中国日报》《国民公报》称孙“私攫比款50万,以30万饷同盟会”。同盟会会员章太炎、朱芾煌等,为此先后致函、致电孙中山及同盟会本部求解释。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原财政总长陈锦涛、新任财政总长熊希龄先后在1912年5月复电明确告知孙中山“收比款,绝无交百万于先生事”、“比款内,并无付先生百万之数”,但谣言并未因此平息。

孙中山直斥“私攫比款”尤为无稽的同时,于6月29日致电袁世凯、国务院等,要求公布华比银行贷款用途。7月1日,袁氏复电同意令财政部迅将比款用途底账详细公布。最终表明,唐氏交孙百万元之事并不属实。

唐绍仪将比款部分用来给南京临时政府购买武器一事,也属子虚乌有。刘厚生在《张謇传》一书中说,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曾秘密订购德国最新式武器,其价额总值在300万元左右,而所付定银为总额50%以上。资金来源,则是唐绍仪向华比银行的贷款。但据1912年7月30日公布的《南京财政部收支报告》,南京临时政府收到华比借款只有45.5万多两,其余均由北京政府收用。

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引发唐绍仪辞职

王芝祥,通州人,原为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到南京,出任南方第三军军长。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是1912年上半年的一件大事,也是唐绍仪辞职的导火索。事件的高潮虽然出现在1912年4月至6月,但肇始于2月份。

2月1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接收北方统治权案》。该案第二条规定,“各省都督,由各该省人民公举”。3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为直隶都督,接替官声不佳的张镇芳。两天后,顺直咨议局即开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并据《接收北方统治权案》要求袁世凯任命。未获同意后,3月20日,顺直咨议局致电质问袁世凯:各省都督尽由人民公举,直隶为何要搞特殊化?

3月21日,顺直咨议局议长阎凤阁等进京求见袁世凯,交涉都督由民众自举问题。对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接收北方统治权案》,袁世凯不便明确反对。但在3月25日,他复函国民共进会表明态度:官制改革正在进行,应暂时维持现状;都督以军府总揽行政,而综观世界通例,未有军官由民选者。

王芝祥督直一事陷入僵局。就在此时,唐绍仪离京南下,前往南京组阁。众多的说法认为,经过唐绍仪的说服,袁世凯同意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作为与南方革命党人放弃黄兴任陆军总长的交换条件。但史料表明,袁世凯一直反对王芝祥督直。4月6日给唐绍仪的电报中,就有“兄老矣,生死不足计。倘使大局从此糜烂,谁执其咎”这种言辞激烈的词句;4月13日的电报更是以辞职相威胁,“就目前而论,北方三省都督由本总统委定,决无更改之理。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总统之职任”。

30年的过命交情,袁世凯的“第一总理”怎么3个月就跑路了?

袁世凯之所以反对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首先是他认为,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大总统除国务员须参议院同意外,有任命文武官吏之权。自然含有都督在内……都督自应由大总统任命,无论何人不得干预”;其次,直隶为自己的大本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至于唐绍仪在此事上未与袁世凯持一致意见,在《袁世凯全集》主编之一骆宝善看来,充分表明唐绍仪缺乏出任袁世凯总统的“责任内阁”总理的才具。从小站练兵到担任直隶总督,袁世凯苦心经营直隶十余年,自然将其视为自己的大本营。唐同意南方革命党人入主袁世凯的禁地,并锐身自任去说服袁世凯答应,怎能不使袁感到厌烦而产生疑忌?

由于袁世凯的阻挠,王芝祥最终未能出任直隶总督。唐绍仪觉得,既失政府信用,又令其在同盟会内可能招致批评。此事促使他最终辞去国务总理之职。

对唐绍仪而言,国务总理生涯本不如意,除了财政问题上的焦头烂额,国务院内部的党争也令他身心俱疲。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蔡元培就说,国务院4月正式成立后,内阁成员就分成同盟会、非同盟会两派。两派意见,时常不统一,使得“两三月来,政府毫无大政策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唐绍仪、蔡元培等同盟会会籍的阁员便认为“与其两派混合,致政治不能进行”,不如他们辞职,让任何一派主持国务。恰在此时,发生了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唐趁势离职。

对待民主共和的不同态度导致唐袁决裂

1912年4月29日,参议院由南京迁至北京后首次开院。袁世凯在开院典礼的致词中,称赞“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未料,组阁仅3个月零2天,就发生了唐绍仪辞职、内阁垮台事件。

档案表明,6月12日唐绍仪还如常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黄兴拟订的《国民捐章程》《内务部官制草案》等。三天后的6月15日是个星期六,他出走天津。

唐绍仪出走的细节,按熊希龄的说法是“于十五早晨不辞而行,租居天津租界”;而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的说法颇具戏剧性:唐绍仪和袁世凯共事多年,知道袁对一个人有疑忌了,不管有交情无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果公开辞职,则可能性命不保。于是,“乃于□月□□日晨间与一西妇同车,赴车站,乘火车往天津”。到了天津、确保安全后,唐绍仪才致电袁世凯请求辞职。

如上所言,唐绍仪离职,有财政、党争以及王芝祥督直事件等因素,更关键的是他与袁世凯在共和观念上存在重大差别。

唐绍仪醉心共和。1911年南北和谈时,他就公开表示自己完全赞同共和立宪,“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以限制总统权力。其第45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也就是说,总统的命令必须经内阁副署才能生效。

内阁成立后,唐绍仪处处强调内阁副署权,甚至有传说,袁世凯第一次向参议院发布的宣言书稿即经唐修改后才发表。对袁世凯下发的公文,唐以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甚至在总统府也敢与袁据理力争。曾任袁世凯侍从武官的唐在礼,在《辛亥前后的袁世凯》一文中回忆起他所目睹的唐袁争论情形:唐总是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这一类的话。袁既不便反对,又没有适当的辞句回答。因此很不满意。我曾听到袁话里话外地对唐说:“我们是没有几天好做的,这个位子早晚要让给你们的。”唐在礼强调,袁世凯说的时候还带着意气。

袁世凯所需要的内阁,只是幕僚班子的代名,而不是要“责任内阁”认真负起“责任”来。时为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回忆,袁世凯“完全属于旧派,不懂得共和国是甚么样子”。顾维钧为唐绍仪女婿,回忆录中所言或有夸张成分,但后来袁世凯称帝的事实也表明,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唐绍仪避走天津,唐、袁矛盾由此公开。袁世凯曾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陆军总长段祺瑞以及唐绍仪留美同学梁如浩前去天津慰留。但唐绍仪态度决绝,当时媒体报道,唐绍仪竟有“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来罢”之语。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同意唐绍仪辞职,任命无党派的陆徵祥接替。

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的职务,也意味着同交谊近30年的袁世凯表示决裂。1913年2月,广东省议会选举唐绍仪为参议员,袁世凯闻讯后令唐进京担任参议院议长。唐绍仪答以“不复恋此马蹄声”以示拒绝。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称帝前,他曾派人携重礼去安抚唐绍仪,但唐不为所动,公开声明“吾头可断,帝制决不能赞成”。1916年3月22日,袁迫于护国运动的巨大声势而宣布取消帝制,却仍以大总统自居。26日,唐绍仪即通电忠告袁退位,文中历数袁世凯数年来违反《中华民国约法》的行为,直言袁世凯“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要求袁世凯辞职。

唐绍仪此电文,抬头不称袁大总统而称“袁慰亭先生”,以示对袁的不屑与唾弃。据说,当电报抵达中南海,袁世凯捧读后竟“气呃不语者多时”。他对唐称自己为“慰亭先生”大为不满,说别人如此称谓,殊不足异,“独少川以数十年老友,对我如此称谓,如何可堪”?

袁世凯之语,或有责备唐绍仪对不住自己之意。但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更是袁世凯。袁世凯死后,民间就送挽联“袁世凯千古;中国人民万岁”——寓意其对不住中国人民。

袁世凯不明白,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民主共和的观念已成不可逆转之潮流。这潮流,尽管时有曲折、间或回流,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这个角度上说,唐绍仪与交谊近30年的袁世凯决裂,并不是背叛,而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