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史东旭 编辑丨孙杨

3月29日，国内某航空公司空姐李文婷收到了北京往返巴黎国际航班任务取消的通知，这已经是她在一个月内收到的第8次航班任务取消通知。

李文婷不知该庆幸还是担心。虽然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取消执行国际航班任务，也意味着感染和隔离的风险大大降低，但看着工资卡上骤减月薪，李文婷又深感对生计的焦虑。

疫情发生前，李文婷每个月的飞行时长在80至90个小时左右，而在过去的2月和3月，她只执行了19个小时和7个小时的飞行时长。

最近两个月，因为飞行时间太少，原本每月收入中占大头儿的飞行补贴骤减，她在2月份仅收入2000多元，几乎相当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只能靠“老本”还房贷。在航空公司的一线员工中，李文婷并不是赚得最少的，她身边的一些同事，有的收入只有三位数。

但在少得可怜的几次航班任务中，李文婷和身边的同事还是会有些担心被感染。除了做好必要的防护外，尽可能减少在航班飞行过程中与乘客的过多接触，甚至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取消巡舱，即使冒着被投诉的风险，也不打扫飞机上的洗手间，以上种种，李文婷都是为了防止在工作中被感染。

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国际航班任务被感染和隔离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李文婷的同事在执行国际航班任务时，就遇到过乘客在登机前吃退烧药，在飞行过程中不断干咳的情况。回国后，乘客被确诊，她的同事也被隔离了。

以下为空姐李文婷的口述：

一个月内只执飞了一次

3月29日，我执行了北京往返昆明的航班任务，来回总共7个小时。这是我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执行的唯一一次航班任务。

就在同一天，原定于4月2日凌晨从北京前往法国巴黎的航班任务，也因此前民航局发布的“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的通知而取消，由公司所在的另一城市的同事们负责。这是我在一个月内第8次被取消航班任务。

上一次执行航班任务是在2月29日，从北京往返泰国，回到北京后，我在公司的酒店被隔离了14天，幸好没有被感染，可以继续工作。但接下来，公司的运行部门为我安排的航班任务都是，安排一班，紧接着就会因故取消一班，总共有7次，分别是一次取消泰国的国际航班任务和6次昆明、长沙等国内航班任务。虽然同事没有告诉我航班取消的原因，但据我所知应该是乘客数量少、航班相应缩减的缘故。

和我同住在公司宿舍的另一位乘务员似乎就更惨了，公司甚至在过去的一个内都没有给她排班，所以也就谈不上取消航班任务了。在疫情期间，我的很多同事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

与国内航班任务相比，我更愿意执行国际航班任务，国际航班任务虽然时间长比较熬人，但于我而言也有方便之处。我是一个不愿意化妆和梳头发的人，国内虽然飞行时间短，但飞行一次就要化一次妆、梳一次头发，有些麻烦。同样的飞行时长下，执行国际航班显然要省事得多。但就目前的疫情形势而言，相比于国内航班，国际航班任务的风险更大一些。

乘客登机前吃退烧药 飞机上干咳吓坏乘务员

国外大面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执行国际航班的乘务员成了感染风险大的高危职业。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也因在执行航班任务时，与感染肺炎疫情的确诊患者接触后，甚至都没有飞回北京，在大连经停时在当地就已经被隔离了。而这次公司取消我在4月2日前往巴黎的国际航班任务，我有一丝庆幸，这至少解除了我被感染的风险。

在没有航班任务时，按照公司要求，我只能待在公司的宿舍里，即使去超市买东西，也要向主管领导申请报告。前几天，我在公司的宿舍内查寝时，听一位同事说，那位在大连被隔离的同事所在航班，有4位乘客在上飞机前吃了退烧药，在飞行过程中，还不断出现干咳的状况，航班到达大连后，这4位乘客经过核酸检测后确诊感染。

疫情期间按照要求，乘客在飞机上是不允许随意串座的，但这4位感染乘客的邻座乘客就向乘务员提出要求希望更换座位，原因是在等候登机时，有人看见这4为乘客疑似吃了退烧药，并且干咳的状况也着实让人感到害怕，我的同事也被吓得瑟瑟发抖。但作为乘务员，有些责任又不能推卸。

在1月23日武汉封城时，我在执行飞往瑞士的国际航班任务，相比于现在，那时国外还未爆发肺炎疫情，但在机场，我还是花高价买了国内紧缺的口罩和洗手液，回到北京后给在老家的父母邮寄回去。

2月27日，我在执行北京飞往泰国的航班任务后，公司要求我们只能待在当地的酒店不允许外出，防止出现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国外疫情大面积爆发后，我所在航空公司的很多航班多数情况下都是空着出去，满载乘客再返回国内。

国内疫情爆发初期，因为资源紧缺，我所在的航空公司为我们准备的防护措施并不好，有时每个航班只有一两个N95口罩，那时的防护服和护目镜都是我自己花钱买。和一些防护措施做得非常好的乘客相比，我和同事们的防护措施显得很弱，让我感觉到有一点心寒。到后期时，公司的防护措施才慢慢好起来。

那时，乘客们在飞行过程中看起来也很警惕，和身边的人尽量避免交流，也包括乘务员，感觉乘客们不想和任何人多说一句话。即使飞机上发放矿泉水和餐食，很多人也都不会食用。最近一次执行航班任务，很多乘客才开始摘下口罩食用飞机上的餐食。

一般情况下，客舱服务结束后，在乘客没有按呼唤铃的情况下，我和其他乘务员都是待在小厨房的空间里，减少巡舱频率。有时在乘务长没有硬性要求的情况下，冒着被投诉的风险，也尽量不打扫飞机上的洗手间。总之，都是为了防止在工作中被感染。

前几天从重庆飞回北京的航班上，乘客需要用手机扫描健康码和填写入京登记表格，但很多乘客都是进京务工人员，使用的不是智能手机，根本无法扫码。而在手动填写表格时，一些人也不会写字，只能由我问一句再填写一句，在填写过程中，和很多人都是近距离地沟通，有的人说急了，鼻子还会从口罩中露出来，现在虽然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还是担心被感染的可能。

月薪骤减，有人只有三位数

我在没有毕业前，就已经进入了目前所工作的这家航空公司实习，毕业后也顺利留在了公司，目前已经工作了3年多时间。我们的月收入由基本工资和绩效组成。

基本工资的标准大约2300元左右，加上交通补助的几百元，每月基本2500元左右。扣除社保、公积金、水电和房租后（租住在公司安排的员工宿舍，每月只有几百元的租金），所剩无几。

绩效是我们每月收入的主要部分，这部分是按照执行航班任务的飞行时长发放的。疫情前，我每个月都要飞80至90个小时左右，普通乘务员为75元/小时，后舱管理人员为85元/小时，如果是国际航班，还会有300元左右的过夜费。折合下来，每个月到手的工资都会在1万元左右。

因为疫情期间，我在2月只执行了19个小时航班任务，3月更惨，只有7个小时。以往上班都是“飞四休二”或“飞三休三”，但现在基本上都是休息的状态，根本没有航班任务。

飞行时间的大幅度缩减，绩效工资自然也就少了。3月底，公司开了2月份的工资，我只有2000多元钱。当天刷朋友圈时，我身边一些同事的工资比我还要少，只有三位数。

这样的收入显然不能支撑生活，所幸我以前有部分积蓄，攒下的钱都存在了还房贷的银行卡里，看来，每月4000多元的房贷，还要靠“吃老本”再撑几个月了。

（文中人物李文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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