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条约》会议上中国代表的“特殊”待遇
“请非协商国的代表退出会场，到户外喝咖啡！”
1983年9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的第十二次《南极条约》国际会议上，当会议主席手中的小木槌“咚”地敲响，坐在会议厅后排的中国代表团一行三人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会议厅。
中国以缔约国身份受邀参加这次会议，派出郭琨、司马骏、宋大巧这三位科学家以观察员身份赴会。然而，等待这三位会议代表的却是来自他国的轻慢与蔑视。
在会议过程中，每当讨论到实质性内容和即将对会议内容进行表决的关键时分，中国会议代表就会被这样“请”出会场。
“实在是太屈辱了，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讨论南极事务时是唯一没有表决权的国家，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南极没有科考站！”时任会议代表团团长的郭琨在多年后的采访里回忆起这一幕时还忍不住潸然泪下。
南极大陆自发现以来，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地质环境独特，还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资源潜力，具有科学研究与探索的独特条件，吸引着世界各国极地科考工作者前去研究和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苏联等国家的科学家相继来到南极实地考察并建立一个一个科学考察站。
1961年生效的《南极条约》规定，冻结所有国家对南极大陆领土主权的诉求，所有国家只为和平利用南极协同开展工作。此条约的签署意味着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属于全人类。
中国曾是南极科考的“迟到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常年考察基地和夏季站，而当时的中国别说没有建立南极考察站，甚至找不到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
1983年，没有南极考察站的中国只能以缔约国的身份加入《南极条约》。根据《南极条约》约定，缔约国在南极事务中仅仅享有发言权，没有任何表决权和决策权，也就是说缔约国有名无实，在南极事务的重要决定中不能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
1983年9月，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受邀参加《南极条约》会议。当时有16个协商国出席会议，9个缔约国受邀参加会议。然而在会议上，中国代表被屡次“请”出会议厅，事后也不被告知会议内容讨论结果和表决结果。
这就我国代表在第十二次《南极条约》会议上受到的“特殊”待遇。当郭琨一行三人一次又一次被“请”出会议厅后，郭琨暗暗发誓：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再也不参加这样的会议！
距这次会议仅仅过了两年，中国在《南极条约》会议上的待遇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南极，中国人来了!
“建站与否，不是小事情，它关乎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第十二次《南极条约》会议结束后，在郭琨和其他科学家的强烈呼吁下，中国开始建造我们自己的南极科考站。
登上南极这块蕴藏无数科学之谜和未知信息的神秘陆地，一直是中国几代科学家的夙愿，许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都纷纷站出来，一起投入到南极科考站的建设之中。
然而，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在南极建造科考站谈何容易！因为我国是首次组队赴南极考察，不但没有任何专业经验，而且当时我国的钢铁制造和材料工艺技术根本无法建造出南极科考的专业破冰船。可想而知，我国在科考站的建设中会遭遇何等的困难和艰险！
被称为中国南极科考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的郭琨生前每当谈及长城站的建设时都激动得眼含热泪，有时甚至哽咽到失语。
没有专业破冰船，他们就选定了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大型综合性远洋科学考察兼远洋通信船“向阳红10号”。没有南极地图，担任南极洲考察队队长的郭琨通过朋友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于民国25年即1936年出版的英文译本《南北极志》。
没有专业装备，郭琨就参考别国经验自己设计专业装备并联系工厂定制。
这次南极考察任务异常艰巨，条件异常艰苦，以至于所有人在出发前都一起签下了“生死状”。
1984年11月20日，国家派出由郭琨带领的，由科学家、军人、工人、船员和记者等共计591人组成的首支南极科考队，乘坐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考船“向阳红10”号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从上海黄浦江码头起航，正式拉开了我国南极科考大幕。
这是我国科考队第一次向地球最南端挺进，开启了我国向南极进军的历史性远航。邓小平为这次开天辟地的中国南极科考亲笔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历经40天的海上漂泊，1984年12月30日，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第一次将五星红旗插在南极大陆上。
南极是世界上冰雪量最多、气候最寒冷、暴风雪最强烈、降雨量最稀少的地区，基本上只有冬夏两季，夏季时长为3个月左右，最暖时气温可达0度以上，冬季最低气温接近零下90度，雪深可达5米以上。
每年到了3月份，南极海冰就要全面封冻，气温更低，暴风雪更加频繁，不具备破冰能力的“向阳红10号”随时可能被“困冻”。也就是说科考队必须在来年3月份即南半球进入冬季前返回。所以，长城站必须赶在夏天结束前完成建站并完成人员撤离。
在三个月时间里完成勘探、选址、建站等全部工作决非易事，此前别的国家几乎都需要两到三个南极夏季才能够建成。然而中国科考队硬是凭借双手和实力创造了南极考察史上最短时间建成科考站的奇迹！
首先是长城站选址。适合建站的有利地形早已被其它国家捷足先登。考察队在几天内遍巡乔治王岛1000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寻找适宜建站地点，最终把确定在菲尔德斯半岛，达成统一意见后经考察队并报国务院备案。
然后是卸物质和建站。据参加长城站建站的科考人员讲，当时他们在极低温度下接触金属，只要几秒钟，手指头就被冻得生痛，有的人不知不觉就被冻伤了。
他们住在尼龙充气帐篷里，极度疲劳下，即使气温再低，大家也能倒头就能睡，连暴风雪也打不醒。常常早上醒来要么发现自己被埋在雪堆里，要么睡袋外面结着厚厚的冰，寒冷浸透整个身体。
为了抢时间，所有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无论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还是后勤人员全都成了“建筑工”。所有考察队员编成小队每天24小时连轴转，每个队员每天以大约17个小时的工作量修建长城站。
就这样，中国科考队员们顶风暴冒大雪，日夜奋战，从勘探、选址到科考站建成，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去登陆后卸货的20天，仅用20天时间就在乔治王岛上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而有的国家用了三年多才完成建站。
长城站建立难度之大、时间之短，让乔治王岛上其它国家的科考队员为之震惊。甚至还有俄罗斯人跑来问中国队员：“你们国家一天给你们多少钱？”
1985年2月20日清晨，农历正月初一，郭琨在大雪飞舞的乔治王岛升起了五星红旗，中国第一座极地科学考察站——长城站正式建成。同时还安装了发电机，架设了大型通信天线，建起了气象观测场。
落成典礼上，科考队员们兴高采烈，愣是把一面锣敲出了一个洞。队员们如此激动，如此兴奋，如此赤诚，都是因为我们在南极问题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几代中国人的南极梦终于梦想成真。
至此，我国以长城站为基地开始了在这片南极瑰宝上的征战与探索。
1985年10月，《南极条约》第十三次会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第二次参加这一会议。此时的中国已经在南极成功建造了长城站，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事务上也有了发表决权与决策权。
中国会议代表不再被“请”出去喝咖啡了，中国可以堂堂正正参加会议并且对会议内容进行表决了！
长城站是我国有能力独立自主开展南极考察活动的标志，不仅为我国科学工作者在生物、物理、大气、通讯、测绘、医学、极地工程等方面开展研究提供了场所，也为我国和别国合作交流与共同开发南极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南极科考就从此步入坦途。许多国家并不承认南极长城站，他们认为在南极圈之外的乔治王岛上建立科考站并非为了科学研究目的。如果为了科学研究，就应该到南极大陆上建站。
来自各国的否定和质疑的声音让中国科学家刻不容缓地投入了第二座科考站的计划和建设。1989年2月26日，我国在南极圈内成功地建造了第二个考察站——中山站，顿时，所有否定和质疑的声音哑口无言。
第三座科考站――昆仑站的建设过程也一样惊心动魄。2009年1 月27日，我国科考人员穿越恶劣的暴风圈，战胜酷寒的死亡禁区，在“南极大陆不可接近之地”冰穹A点上成功建立起昆仑站，成为我国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
昆仑站是世界上第一个冰山考察站，也是目前南极所有科学考察站中海拔最高的一个科考站，它完成人类历史性的跨越，成为人类南极科学考察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昆仑站的建成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之后，又一个在南极内陆地区建立科考站的国家。代表着我国已跻身国际极地考察的“第一方阵”，让我国的南极科考实现从南极大陆边缘地区向腹地深入的历史性跨越。
克服重重困难，中国科考站终于屹立于南极
南极科考站的多少是国家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的象征，南极科考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力量的重要标志。
当年，因为我国连一艘极地科考船都没有，也没有一座南极科考站，我们在南极国际事务上连表决权都没有，参会代表只有被迫在会议厅外喝咖啡。
如今，我国极地科考事业迅猛发展。我国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等4座科考站，还有即将于2022年在恩克斯堡岛建成的罗斯海新站。
2019年10月15日，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从深圳启航。作为又一国之重器，雪龙2号与雪龙号携手“双龙探极”，结束了中国长期单船开展极地考察的历史，奏响了中国南极考察新篇章。
我们在南极组建了重点实验室，建立起自己的考察保障平台，还培养出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的科研队伍。短短40余载，我们已逐渐构建起完整的南极科考研究支撑保障体系。
中国南极科考队勇敢迎接挑战，向南极大陆一次次进发，虽然历经重重困难和挫折，但是几代科考队员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严谨的科学精神，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在南极取得重要成果和重大突破。
我国在海陆空立体科考平台的支撑下，不断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南极考察研究方案，不断向极地考察强国的目标阔步迈进。
从南极边缘到南极腹地，都能看到中国科考队员的身影。而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极区后勤保障能力的提高，我国在南极洪荒冰原探索中，更是增添了后来居上、独辟蹊径的信心与勇气。
纵观我国在南极科考的发展历程，简直就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动人画卷。一路跋涉，一路凯歌，中国人从最初的南极生存、观测采样发展成有足够能力在自己感兴趣和具有科研价值的领域活动，这是中国南极科考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中国成为南极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不断贡献中国力量
我国科学家在南极科考研究中数次在世界上率先获得重大科学发现，我国在南极科研项目上进展可观，在某些领域甚至已迈入了国际前列。
例如，2004年1月18日，中国南极内陆冰盖昆仑科考队找到了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这是人类首次“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同时科考队还在南极冰盖冰穹A最高点区域获得近100米的浅冰芯，成为世界上在此类区域获取的唯一一支冰盖顶点冰芯。
例如，我国对南极大磷虾基础生物学研究，解决了困扰国际学术界多年的大磷虾年龄判断指标问题。
例如，中国在2019年第35次南极科考中，“雪鹰601”固定翼飞机成功完成东南极冰盖冰脊B地区探测，发现冰盖深部完好保存了超过100万年的连续冰层结构，冰脊B地区最有可能成为获取150万年冰芯气候环境记录的新区域。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南极科考在四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极地环境的保护和研究贡献着自己应有的力量。
正因为中国为南极考察和开发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在南极事务中也已经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南极考察大国也纷纷抛来橄榄枝请示合作。30多年前，我们在南极事务会议上被“请”出去喝咖啡，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主动合作的对象。
中国和美国、俄罗斯、德国等主要南极考察国家签署了双边和多边协议，在南极事力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与其它国家频繁交流合作。中国还发起成立了亚洲极地科学论坛等区域性组织，与其它亚洲国家交流、共享数据信息资源，开展实质性合作。
无论在双边、多边还是区域性平台中，中国都在南极事务的国际合作中扮演着活跃的、积极推动的角色。
另外，值得自豪的是，在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中国科考队因为怀着火热的友爱之心和国际援助精神多次无条件救助他国科考队，被称为“南极这个大家庭里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例如，2013年12月25日凌晨，中国科考队在科学考察中突然收到来自俄罗斯客船的最高等级求救信号。中国科考队火速赶往救援，在大雾笼罩、风雪交加的海面上成功破冰突围，营救出被困人员。
这次国际营救证明了中国在全球极地科考领域的飞速发展，诠释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更令人骄傲的是，自中国开展南极考察以来，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是目前唯一一个从未有人员牺牲的南极考察大国。
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代代为我国南极科考事业奋斗过的人。
正是他们强忍离乡之苦和分别之痛，克服了极度严寒的艰难困苦，在南极攀登悬岩、卧冰浴雪，把足迹踏遍南极荒原，才让我们的南极科考取得了今天的硬核成就，才让中国人昂首挺胸，与南极科考站一起屹立于世界之林、极点之巅。
未来，我国将加快建立覆盖包含南北极在内的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不断提升科考实力，积极地参与南极国际治理。
不但要把视野聚集于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的具体议题，更要加强相应的顶层设计，推动极地考察向更深程度、更广范围、更高层次迈进，早日使我国迈入极地强国行列。
艰难更显勇毅，中国南极探索之旅仍在继续
自1980年起，中国派遣科学考察人员参加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南极考察队进行夏季千口越冬考察，到现在中国南极考察已历经四十余载。
四十多年来，中国南极考察从初始学习准备阶段（1980—1984年），到建站独立自主考察阶段（1984—2009年），再到快速发展阶段（2009—2021年），取得了令国人骄傲、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无数科学家在南极大陆挥洒着血汗和青春，为国人逐渐掀开南极大陆的神秘面纱，抒写了中国南极科考事业从无到有直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壮举。
回望我国中国南极科考之路，四十年风雨历程，四十年探索奋进，中国南极科考事业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成为今天的南极科考大国、强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开始关注和投身南极考察事业中。中国向极地考察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放眼未来，中国的极地考察事业的前景一片光明。
风雪南极见证了中国南极科考人的汗水和智慧。我国40多年极地事业实践和极地科研水平的发展证明。
我国能发展成为极地考察大国并不断迈向极地考察强国，就是因为全体中华儿女凝聚而成的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才能让我们全体中国人一起共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参考文章：
1、文汇报/2019年/7月/12日/第005版：《中国极地科考进入“双龙探极”时代》 许琦敏
2、科学之友/2020年/2月8日：《极地科考的中国印记》 秦改梅
3、科学24小时/2020年/2月：《极地科考，中国砥砺奋进》 韩正兵
4、中国科技奖励/2017/第3期：《中国南极科考五大成果》 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