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每过八分钟，就会有一具人骨标本被出售。自上世纪起，这里俨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骨出口国和贸易集散地。

加尔各答的一处人骨加工厂内，工人们风轻云淡地制作着一具具骸骨。火红的大锅沸腾着化去残留的腐肉；屋外按部位排列好的白骨正在阳光下曝晒；阴凉处赤膊的匠人涂抹着让它美白的特殊材料；车间里一具具成品正在被钢丝串联成串；铁门外裹着厚帆布的货车等待着开往远方。

转眼已到吃饭的时间，工人们便放下手头的活计，随意地坐在一堆堆“货品”里，末了点燃一支香烟，一边谈天说地，一边随意的把玩着手边光洁白皙的骷髅人头。那眼神仿佛在看屠宰场里的鸡，砧板上的鱼。

人骨贸易的庞大利益链

其实早在1985年，印度政府就迫于各界压力颁布禁止人骨贸易进出口的相关法令，但时至今日，地下的人骨贸易仍然屡见不鲜，工人们见怪不怪，官员们习以为常。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字“利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那么人骨生意究竟有多赚钱呢？据不完全统计，一具成年男性骨架标本在海外市场的售价约为5800美元，大概是成本的100倍。

如此之高的利润，足以让任何资本为之疯狂。而且骨架标本在现代医学中具有重大用途，因此就算价格久高不下，世界各地的订单仍然是供不应求。

至于由人骨设计而成的各类艺术品，十分受猎奇的收藏家们喜爱，价格比人骨标本更是让人望尘莫及。种种需求创造了供给，一条肮脏的人骨交易链应运而生。

守在链条上游的是一群被称为收尸人的人，他们的“收”可不是收敛的“收”，而是收购的“收”。

收尸人一般情况下会寻找那些无力支付安葬费用的贫穷家庭，以几千卢布不等的价格代为“安顿”他们死去亲属的尸体。

这些收购来的遗体会马不停蹄地送往早已经联系好的工厂，经过一系列加工之后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医院或大学里，供人观摩研究。

当然这样的尸体来源毕竟还是不稳定的。受宗教影响，很多印度人宁可将尸体沉入神圣的恒河里也不会卖给收尸人们。所以万顷烟波之上还流窜着许多捞尸的人。

即便如此，尸体的供应量仍然远远不够，既然新亡之人凑不够，那就要想尽办法荫蒙别人祖宗的泽被，于是又出现一批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盗墓人。

当然不乏一些与盗墓人狼狈为奸的守墓人，这就导致刚下葬没多久就被人挖掘的新坟不胜其数，简直算不上什么特大新闻。

就这样，收尸人、捞尸人和盗墓人组成了整条人骨贸易链的上游。他们干着丧尽天良的事，谋不义之财。

可悲的是印度至今仍没有出台明确禁止人骨买卖的法律，所禁止的不过是人骨贸易的出口环节。这种行为很大程度上滋长了此类事件的发生。

那些非法得来的人体骸骨，有特定的工厂代为接收，再用特殊的方法加工成标本进行二次销售。“young brother”便是众多中间商里的“龙头大哥”。

这家公司明面上做的是医疗设备进出口的生意，其实背地里做的就是加工和外销人骨的买卖。他们在印度各地开设无数小型的人骨加工工厂，肆无忌惮地组建着自己的“地下人骨帝国”。2001年，经邻居举报，加尔各答的卫生部门查处了该公司位于郊区的一处地下工厂。

不过十几名工人的厂房内，遍地白骨，保守估计货品数量要超过五卡车，从缴获的发票和世界各地的发货清单来看，涉案人骨数量或许更多。

警方当即逮捕“young brother”公司的老板维尼什.阿伦，但他仅仅是被象征性地囚禁两个晚上，就从监狱中保释了出来。

对外给出的解释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该负责人有犯罪杀人的行为。

这条隐藏在巨大利益链条下的毒蛇，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被保全下来。如此爆炸性的消息，很快就随着快餐时代下雪花般纷至而来的桃色新闻和八卦短讯，消弥于大众的视野之外。

没有人记得那一具具在铁锅里煮了又煮，硫酸里泡了又泡，保养得光洁如新的累累白骨。

它们就像菜单上各种口味的披萨一样，静静地躺在某人骨网站的陈列表里，明码标价，任人挑选。买家只要再打个电话动动手指，立刻打包漂洋过海，送到你的门前。简直比订个披萨还要容易。

人骨贸易的前世今生

既然人骨贸易获利颇巨，为什么只有印度在做呢？这样划算的“人血馒头”难道不应该引得众人哄抢么？一切还要从人骨贸易的开端来讲起。

18世纪中叶，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脚步，一个无比强大的不列颠帝国缓缓登上历史舞台。

这个时期的英国在经历数次变革之后，依靠文艺复兴时期带来的思想解放，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首当其冲的就要数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在发展过程中慢慢倾向于依托科学知识，了解人体的构造。新的职业特征使医生们开始重视解剖，这种倾向直接导致18-19世纪的尸体需求量大增。

解刨的尸体不够用了，就只能去盗墓人那里买，渐渐地墓地的尸体也不够用，那就谋杀一些下层人士获取尸体，丧心病狂的恶徒还自创一种“口鼻扼杀法”，以此保持尸体最大限度完整，换取更高的价钱。

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英国国内盗墓及买尸凶杀案件频繁发生。尤其是1928年10月发生在爱尔兰的波克海尔谋杀案，更是将民众的怒火点燃到极点。

最终英国政府在1832年出台了《解刨法》，明确规定尸体所属，限制医生们的解刨权利，以此来打击国内猖獗的犯罪行为。

但是从长远看，《解刨法》并未通过合法手段禁止非法的尸体买卖交易。同样的，英国政府只禁止国内的尸体交易，对海外尸体买卖不加限制，于是医生们把目光锁定在刚被英国殖民的印度，开始大量从印度运输人骨供给国内的需求。

可怜的印度因此成为第一个系统操作人骨贸易链的国家，此后的100多年里，逐渐占领欧美乃至全球大半的人骨市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的工匠们制骨工艺越发娴熟，加之宗教种姓制度带来天然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其他国家的人骨标本无论从成色还是价格上都难以撼动印度的地位。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85年。在一次海关例行检查中，发现一批全是儿童的骨架标本，足足有1500具！

这下许多走失儿童的家长坐不住了，他们坚定地认为这其中肯定有自己的孩子，是这种可恶的人骨贸易诱导悲剧的发生，一时之间反对人骨贸易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拐骗儿童诱杀加上制作标本，两件事放在一起，意义可就大不一样。政府再也无法保持缄默，扣下这批货物的同时，迫于压力和事情的严重性，颁布了禁止对外出口人骨的法律。

但邪恶之门一旦打开，面对的就只有无底深渊。尝到贩卖人骨甜头的资本家们，怎么可能就这样放弃到手的利益，把这块到嘴的肥肉拱手让人。

“禁骨令”颁布以后，许多公司摇身一变，以医疗设备制造公司的名义，继续着人骨贩卖的老本行。唯一不同的可能只是需要多贿赂几个官员，多给海关一些好处罢了。

至今，仍能在各种非官方的渠道上看到明码标价的印度人骨，而且禁止出口的法令带来的供给稀缺，使得人骨的价格水涨船高。转眼又是近30年过去，很多东西早已被选择性的遗忘，留下的只有人们对犯罪的习以为常。

骨头里看尊严

至于印度的人骨交易为什么会经久不衰，这就与他们的种姓制度有着极大的关联。印度人普遍信教，其中又以印度教居多，印度教中将人分为四等。

上等人看一眼下等人都觉得脏了眼睛。四等之下还有贱民，可以随意打杀。这样的等级制度下，产生人骨贸易根本就不足为奇。

在高种姓人的眼中，那些被贩卖的骨骼，还不如一头牛，一只猪。一个连灶都没有，水壶搭在两块石头上煮奶茶的小摊位，装奶茶的杯子却是一卢比一个的一次性小陶土杯，街角的垃圾桶里堆满了这种小杯子的碎片。他们不用可清洗的玻璃杯，是为了避免高种姓的人跟低种姓的人用同一个杯子喝水。

这样极端的思想造成各阶级间的剥削和对人权的蔑视。如果你在印度是一个低种姓的穷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任何出头之日。

就像三傻大闹宝莱坞里的老三，当家庭突遭变故的时候，唯一的希望是依靠信仰的神佛。诉求无果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轻生，以伤害自己来寻求解脱。

毕竟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之下，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死活。更加可悲的是在他们死后尸体卖出去的价格，是活着一辈子都赚不到的。

我们都没有真正去尝试了解过这个国家，国际上对印度很多的刻板印象：贫穷、脏乱、治安差、歧视女性。笔者去过东南亚很多个国家，但唯独没有踏足印度。

正因如此，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了揭示人骨贸易背后潜藏的黑暗，还是去探究这些苦难真正的原因。中国的强盛，在于我们敢直面曾经的苦难，我们有改变的决心。

就算有些事实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我们还能也必须要自己强大起来，施暴者和受暴者，两者都不要做。

其实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人骨贸易并没有侵犯什么人的利益，从某种层面上，甚至可以算的上共赢。

卖尸体的贫苦家庭不用承担丧葬费的同时，还能得到一笔钱补贴家用，中间商以此牟利养活整个工厂的工人，国家收了税，拿到尸体的医生学者得以进行更高尚的医学研究，运输等周边产业都会受到扶植。

但它的问题不在于利益，在于道德。世人讲究入土为安，死者为大，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形式，而是保留生而为人最后、最根本的尊严。

尊严不可以用金钱衡量，人不能像货品一样被物化，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有些自由必须要加以束缚。

很喜欢罗翔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如果自由不被限制，那么必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就好像悲惨世界里的芳汀，在一个男权结构的世界里，为了生存，卖掉头发，卖掉牙齿，最后出卖身体，某种意义上她是自由的，有自由买卖自己器官的权利，但越是如此，她就被剥削的越深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批判人骨贸易的原因，就算它从某种意义上能带给我们一些好处，但为了心中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必须抵制。

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那只存在在理想国里。我们生存的世界，永远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和正义。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

但我们依然相信会有正义的存在。用心中的善作为衡量事物的准绳，而不是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相信这不道德的人骨贸易终会被禁止，还尊严以白骨。